《葉問二》以李小龍登場作結，從詠春到截拳道，由佛山經香港到西雅圖，葉問一脈的實證、科學、普世、崇尚個性和思辯精神，不比起向日寇說「仁」，和殖民者說「平等」，更具說服力和現世意義？從葉問到李小龍，對傳統武術的理論套路和傳授形式的揚與棄，回歸技擊根本，屢經實戰焠鍊，造就「武藝復興」；因講求力學物理速度多於意形五行八卦，終為各國軍警所重。這難道不是更能振奮民心激勵國人的現代寓言？

（照片來源／International Business Times／Reuters／Damir Sagolj）

【文／許楨】

（承接上篇）

在一九四零年代的紅場及戰場，蘇俄憑藉對納粹德國的還擊，而完成心理治療。及後，自一九五八始，蘇俄歸還德國戰利品竟達一千五百萬件。如今，魯本斯（Rubens）、凡‧戴克（Van Dyck）和卡拉瓦喬（Caravaggio）的名作，已回到德國波茨坦的腓德烈大帝無憂宮，但俄國人的二戰創痛早已消弭。冷戰半世紀，蘇俄紅軍掌東德駐柏林，更讓二戰傷痛盡碎。與之對照，抗日戰爭勝利後，按原計劃佔領日本的中國陸軍第六十七師，被蔣介石調入華東戰場，旋為共軍所敗，中國軍隊遂無緣據日。

復又，游擊戰雖從戰略上拖垮日本造就勝果，然而「地道戰」、「地雷戰」限於戰術形式和損敵規模，無論經過如何加工，其藥效都不足以成為精神止痛劑。即便同為受害國兼戰勝國，對敵國的集體報復和佔領，是中國人抗日記憶缺失之環，遂構成和俄國軍民完全不同的戰爭體驗，亦留下擂台上與日再戰的心理渴求。人們對歷史的感知比理性判斷更深刻，也更重要；《精武門》（1972）、《霍元甲》（2006）、《葉問》（2008）甚或《風雲》（1998）一類以中華武術抗日制敵電影的特殊作用，亦由此章顯。

其實，中國遠征軍於印緬戰場重創日寇，本亦堪當《衛國三部曲》式的素材，而不必仰賴武俠電影與日對決。然而，此類作品始終難成主流，實由緊隨抗戰勝利而來的內戰造成。國共內戰造成民族主義的尷尬和扭曲，也在《葉問》電影得見。《葉問》的作者，不但把抗日作為首集的高潮，亦將之作為兩集的轉承。誠然，已有論者指出，葉問南來非因避走日人緝補，實為遭逢神州色變之故。

葉問抵港領取身份證，不獨改名葉溢，亦更動出生日期，並向徒弟徐尚田明言，此舉實為隱諱過去。關於有否參與抗日情報工作，葉公本人及後人，或未提或否認。此事尚難確認，佛山新近出版的《南海市志》卻收之入葉問條，亦算是大陸官修史志首例相關記述。無論如何，葉問以民族英雄形象呈現，電影作者、當事者及其後人，卻不得不淡化其軍警和敵後工作經歷。凡此種種，不過是一九四零年代下半葉，國民黨從光復到敗走，急轉直下的又一折射。

從抗戰八年中日相持而勝利驟來，到內戰三載國軍兵敗如山倒，一勝一負皆如暴雨急風。抗日英豪到內戰戰犯的急遽轉折，讓兩岸都難憑抗日鏖戰張顯民族大義與輝煌。中國軍隊遠征印緬，為近世以來首度出國作戰而獲勝。抗戰勝利後，原遠征軍將領在內戰的作為與結局多不堪。

第一路軍副司令杜聿明，先為林彪敗於東北，復於淮海戰役被俘，為中共所頒布唯一身兼戰犯與戰俘身份之人。遠征軍總司令衛立煌，竟為遼瀋戰役當中「潛伏」國軍之內的超級「余則成」。中國駐印軍前敵司令孫立仁，雖於內戰東北戰場全身而退，未想於台島練兵遭陷，因「密謀犯上」為蔣氏父子圈禁三十三年。內戰裂土，不管對海峽任何一方而言，以電影重現遠征軍全景式的壯烈與光輝，都倍感尷尬和艱難，《葉問》式振奮電影遂成沒有選擇的選擇。

然而，與其在擂台上懲英敗日，或如《洛奇》（Rocky，1976）般提倡美蘇互諒，讓《葉問》呼籲中英彼此尊重；何不細細思量，畢業於聖士提反書院，遊走於港澳佛穗日的葉問，何須塑造得如斯傳統？在香港和世界武術界激烈競爭下，葉問父子、李小龍和梁挺，對中國功夫現代化、國際化多所建樹。這一切都以香港為根，並由受過西式高等教育的幾位宗師實踐，又是否巧合？

亦如《葉問二》（2010）以小龍登場作結，從詠春到截拳道，由佛山經香港到西雅圖，葉問一脈的實證、科學、普世、崇尚個性和思辯精神，不比起向日寇說「仁」，和殖民者說「平等」，更具說服力和現世意義？從葉問到李小龍，對傳統武術的理論套路和傳授形式的揚與棄，回歸技擊根本，屢經實戰焠鍊，造就「武藝復興」；因講求力學物理速度多於意形五行八卦，終為各國軍警所重。這，難道不是更能振奮民心激勵國人的現代寓言？

（完）

許楨	倫敦政經學院碩士、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博士。香港智明研究所創辦人，研究範圍包括：東亞安全及外交形勢、臺港政黨政治與選舉文化、亞太城市網絡及經濟發展；時政、文化評論及節目製作，見諸兩岸三地及歐美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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