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命名、被定義或許是一種宿命，但也無須妄自菲薄。馬華作家不論被定性為世界華文文學，抑或是離散文學、華語語系文學，我們所關注的是這些身份標籤背後的正當性和合理性。臺灣學者對此提法感興趣，是因為這種論述或許也適合反思臺灣文學系統內外省作家的定位。已在地化的馬華文學，或許也沒必要再進一步自我修訂為「馬華華語語系文學」，因為「馬華文學」這一身份標示的命名，早已成為我們共同的集體記憶和認同符號。這麼一種思路，或許有助於為我們釐清近十年來中國崛起、大中華文化圈等背後隱藏著中國中心主義意識形態的論述。
【文／曾維龍】
今年8月1日至2日間，我在香港中文大學「2015戰後臺灣、香港、馬華文學場域的形成與變遷」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一篇有關離散／反離散問題的文章，嘗試以作家姚拓（1922-2009）為個案，提問究竟「離散」（diaspora）論述是否適用於馬華文學？
香港的天氣和馬來西亞一樣，有點炎熱，但略帶清涼。我的提問不算尖刻，卻適時對當下熱門的「離散」論述略作反思。在會上我是這麼描述：1997年我留學中國廣州暨南大學被視為海外華人，如果我是作家，我的身份是「海外華人」作家；即將離開大學那年，世界華文文學研究逐漸在中國學界開始流行，暨南大學成為研究重鎮之一。如果我是作家，即被定義為世界華文文學的一員。
近十年來「離散」書寫的討論興起，以指稱中國以外散居世界各地的文文學。如果我是作家，我是否該轉向被定義為「離散」作家？以此類推，「華語語系」近年來火紅地被提出，如果我是作家，接下來又是否該以「華語語系」作家為代稱？
這是個有趣的現象。生活在馬來西亞，一個以華文為媒介的作家，通常會被冠上以上不同稱謂。在他人或他者的思考下，馬華文學猶如一座漂移的孤島，在不同的文學場域中被定位和解讀。一則因為馬華文學常被認為是一種「邊緣」的存在——國家（馬來文）文學體制的邊緣，以及中國、臺灣和香港通俗文學場域的「邊緣」；其次，馬華文學從來就是一個開放、流動的系統，被命名、被定義仿佛成了一種宿命。
中心—邊緣：書寫傳統的源流場域
這讓我不得不認真思考，不論海外華文文學、世界華文文學或「離散」文學，這些論述背後實際上如何操作與建構馬華文學的主體性。前兩者隱含著「中心—邊緣」的思考。中國作為漢語言／中文／華／語文書寫傳統的源流場域，佔據著「中心」的優勢，馬華文學在上述框架下總被賦予「邊緣」的宿命。然而所謂「離散」文學，其背後是否也存在某些悖論？
因此，從2007年出版《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的華語語系呈現》（Visuality and Identity：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開始，「離散」成為韓裔旅美學者史書美（上圖中）極力批評的概念。史氏提出了「反離散」（against diaspora）的討論，並最終嘗試以「華語語系文學」這一概念取代「離散」文學。學術界近年來開始接受她的提法，在討論「華語語系文學」的同時，大都重視「華語語系文學」這一陳述結論，卻忽略了史書美「反離散」的取徑路途。我以姚拓為討論對象，最終要論證他的處境正是在離散與「反離散」之間徘徊的例子。
拙文引起兩極反應：一是對「反離散」的論述很感興趣，這個反應來自臺灣學者；一是無法認同姚拓是反離散例子，應屬典型的「離散」作家。如此結果，皆因為我們對「離散」的認知出現落差。回顧「離散」的定義討論，這一概念實際上是指被逐出聖城而流離散居世界各地猶太人族群現象。他們永難回歸神聖家國，因而背負著原罪。華人在近百年來從中國陸續移民散居世界各處，安身立家，形成華人社區。因此，「離散」中國人成了學術界對上述移居各地華人社區新的論述方式。研究「離散中國人」的同時，往往也關注他們對祖國的懷念，並以如何表現「中國性」（Chineseness）為指標，討論他們與「祖國」或母體文化之間「源」與「流」的聯繫。
史書美的質問是，這樣的討論其背後必然傾向一種中國中心主義。她用「霸權」和收編來形容這種中國中心主義的論述，認為過度強調「中國性」反而只會妨礙第二代，甚至第三代已經在當地扎根的融合過程。因而她提倡「華語語系」這一語言身份的概念，代替「離散」中國人或「離散」華人的稱謂。她的討論尤其針對定居殖民（settler colonialism）所形成的華語語系社群，如果這個社群認為「離散」過程已經結束了，就不應視他們為被迫離鄉的離散主體。她認為「隨著時代的更迭，以移居者及其後代們以當地語言表現出來的本土化關切逐漸取代了遷徙前關心的事物，『華語語系』也最終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反離散：華語語系作為文化生產的場域〉，《馬來西亞華人研究學刊》第16期，吉隆坡：華社研究中心，2013年，頁11）。易言之，「華語語系」本身是一個浮動的概念，是一種「反離散」的話語，總有終結之時。
去中國中心主義的書寫實踐
姚拓從孩提直到少年時代在中國度過，1950年偷渡至香港，1957年遠赴新加坡任職，1958年遷移至吉隆坡。當時候馬來半島已獨立成為新興的主權國家。他的人生是離散的，這一離散過程恰好可作為一段（民族的流散）歷史來看待。仔細閱讀他的小說文本，卻可以發覺藏在他小說背後的，是對在地化的認同觀念。他沒把「離散」視為價值觀（一種觀看與在世存有的方式）納入本身的認同想法之中。姚拓的書寫實踐反而體現了史書美所謂的「反離散」，表現出「去中國中心主義」的傾向。
在地的馬華作家如李天葆、賀淑芳，甚至剛去世的詩人吳岸的書寫大抵也都如此，不存在著把自己寄寓於「離散」之中進行書寫。他們的書寫更多是尋找在地的認同符號，進而建構當下自我在這一片空間與時間結構中的主體性。史書美的理論貢獻在於讓我們警惕「語言—民族—文學」這一紐帶關係背後，我們的主體位置應當擺放在何處，盲目追隨民族主義必然會陷入「中國中心主義」的泥沼。
被命名、被定義或許是一種宿命，但也無須妄自菲薄。馬華作家不論被定性為世界華文文學，抑或是「離散」文學、「華語語系」文學，我們所關注的是這些身份標籤背後的正當性和合理性。臺灣學者對此提法感興趣，是因為這種論述或許也適合反思臺灣文學系統內外省作家的定位。已經在地化的馬華文學，或許也沒必要再進一步自我修訂為「馬華華語語系文學」，因為「馬華文學」這一身份標示的命名，早已成為我們共同的集體記憶和認同符號。這麼一種思路，或許有助於為我們釐清近十年來「中國崛起」、大中華文化圈等背後隱藏著中國中心主義意識形態的論述。
 曾維龍 |
七字輩，任教於馬來西亞拉曼大學中文系。碩論專注於二十世紀90年代華社知識分子的評論寫作和話語實踐分析，博論則探討馬華文學經典化、建制化的問題。數年前有幸參與社運，編有《黃絲帶飄揚：2006馬來西亞反對媒體壟斷運動實錄》。2012年與羅彩綿合撰出版《翠鳥蟲鳴•希望人間》，內容收集雙溪毛糯麻風病院社區的口述歷史，講述院民与老人的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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