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正義與平等是華教運動力求爭取的終極目標。華教運動戮力捍衛的母語教育，必須獲得國家制度保障，前提就是各族之間都應當享有學習母語教育的權利。董總要成功領導華教運動，當務之急就是不懈推動跨族群的公民串聯，確保在國家層次的討論中獲得更多社會輿論支持，突破單元種族主義藩籬。
【文／曾維龍】
董總風波發展至今，各界如墮雲霧，不見五指，難辨方向。挺董總主席葉新田和署理主席鄒壽漢派系者，成功把一眾課題（如：關丹中華中學的獨中身份和定位、該校學生能否參加統考、反對《2013-2025年教育大藍圖》等）與葉、鄒兩人是否該下臺的議題捆綁在一起。當下彼此只能談技術（章程）和權謀，應有的原則、倫理，以至於對教育、民族文化的使命理念等討論，在等待對簿公堂的過程中，已顯得毫無意義。
最新的發展是葉新田宣佈將辦新春團拜，卻是由董教總教育中心（非營利）有限公司、雪隆華校聯合會及雪隆華校校友會聯合會實際承辦。《東方日報》對此下了一個極為諷刺的標題：「董總團拜 不是董總舉辦」。
因此，我從不期待有所謂和解方案，或是雙方可能達致和諧局面。眼下能夠解困的，或許只有三月份法庭的一紙判書才能作出定論。
既然任何方案無從談起，當下董總風波還能談什麼？誠如我在前一篇文章所言：「葉、鄒不去，何以寧日。」去葉新田化的華教運動是我們當下必須認清的事實。華教運動如果要持續下去，必須重新思考：董總作為華教運動的領導是否具備正當性和合理性？在三月判決之後，是否要重新檢討？該如何檢討？
（照片來源／《東方日報》）
封閉結構產生領導層
前面第一道問題顯然不好處理。首先董總組織自身就是一個封閉結構，各州只能有一項會員名額。因此董總實際上只有十三個會員名額（以法人組織為單位），十三個會員再以票選方式投選6個「中委州」，其餘則為「非中委州」。當中差別是「中委州」可委派三位代表，「非中委州」則僅能委派一位代表，湊合組成二十五位成員的中央委員會（簡稱「中委會」）。最後在中委會的層次進行複選，產生主席、署理主席、秘書等職位。簡言之，董總主席、署理主席等職位就是這二十五人的票選結果。
我不確定以上陳述是否讓人摸不著頭腦，但是如此選舉方式，層層架構，站在權力的頂層實際上就只有那一小撮人。對照當下公民運動組織強調的透明、參與、分享等特性，董總架構的封閉性不言而喻，更遑論公民運動追求的去中心化。董總的另一項組織弊端，就是排他性。當局外人對組織運作產生質疑和詰問時，組織的反彈往往是巨大且不可侵犯的。
如此一來，談起董總如何領導華教運動時，我們所關注往往是董總對議題的倡導（政治正確）以及對長期建構的道德符號的指引，鮮少過問董總原本是一個怎樣的組織及其文化特性。
當下董總風波的啟示是：一旦領導人在操守或組織運作過程中出現問題，進而影響整體華教運動組織的運行時，我們該如何因應由組織內部矛盾所帶來的負面影響？華社如何看待和重新評估它？事實上，從林晃昇直到郭全強時代的董總，在領導華教運動時非常注重與其他組織之間的聯盟關係，在國家層次的議題上領導輿論，但葉新田領導的董總卻違反了這個常態。由此引申前文所提及的，少了盟友，當下的董總在「領導華教運動」時是否已失去了正當性？
其次，封閉的組織文化運作帶來的另一項明顯問題，就是2008年新紀元學院事件。當時董總的領導層不願意與新院院長柯嘉遜續約，葉、鄒為求讓柯氏離去，相互攻訐。後者訴諸華社輿論，最後董總於是年11月2日召開特大，以十票對三票否決續聘議案。這十三張選票源於一批「非學術人員」所組成的集團，他們決定了一個學術機構的命運，完全繞過學院評議會和理事會的機制。何其諷刺，但在董總的封閉性領導狀態下，卻成了一件想當然耳的事。忘記了華社要辦的是一所大學，應有大學自身的知識階層與規範。
自我中心的權力謀思
最新的事例當然是關中學生參加統考爭議。日前雖已交由獨中工委會底下的學務委員評估，然後再由董總和教總聯席會議決定。但葉新田以主席權力，急欲召開「1207特大」對此定奪，無視獨中工委會和聯席會議的機制。葉氏的思維模式，恐怕與當年處理柯嘉遜續聘問題如此一徹，都是組織封閉文化下產生自我中心的權力謀思。
各界難免憂心，董總過去數十年領導華教運動，累積了不少資源和資本，一旦組織內部生變，這些資源和資本如何讓華社放心。董總在三月判決過後，不論葉新田是否繼續出任主席直到2017年，都必須向華社交代。
葉、鄒等支持者或許已忘記，過去華社自發性地投入華教運動是基於：一、領導者的德望和組織能力，如林晃昇、郭全強；二、華社各階層對華文教育的認同與需求。除此之外，華教運動長期以來更是在對抗政治不公和狹隘的種族主義前提下展開。
因此，社會正義與平等是華教運動力求爭取的終極目標。只有在政治層面達致以上兩點，社會才能進步。華教運動戮力捍衛的母語教育，必須獲得國家制度的保障，前提就是各族之間都應當享有學習母語教育的權利。換言之，董總要成功領導華教運動，當務之急就是不懈推動跨族群的公民串聯，確保在國家層次的討論中獲得更多社會輿論支持，突破單元種族主義藩籬。在這過程中，論述的建構和話語權的主導，必須建立在道德制高點上。惟其如此，才能討論其領導權威的正當性。
我這麼說，並非意指要結束或解散董總，而是要把董總和「領導華教運動」兩者切割。未來除非董總再出現一位能孚眾望的領導者，我們才重新審視董總領導華教運動的位置。但絕非當下葉、鄒的領導，因為「神話」早已不在。
 曾維龍 |
七字輩，任教於馬來西亞拉曼大學中文系。碩論專注於二十世紀90年代華社知識分子的評論寫作和話語實踐分析，博論則探討馬華文學經典化、建制化的問題。數年前有幸參與社運，編有《黃絲帶飄揚：2006馬來西亞反對媒體壟斷運動實錄》。2012年與羅彩綿合撰出版《翠鳥蟲鳴•希望人間》，內容收集雙溪毛糯麻風病院社區的口述歷史，講述院民与老人的故事。 |
本文內容係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燧火評論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