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形式的反抗都不是為了個人而戰，不要誤以為參加一場遊行示威就盡了公民的全部責任。307將被歷史記載並非因爲事件有多特殊，而是在於受害者的身份。若具有任何時代意義，那是因為安華的身份地位，這恰恰反映出抗爭本身缺乏了民主精神的體現。讓我們認清一個事實，民主無法讓其他人代勞，與其寄望政治菁英，不如反思自身日常。
【本刊特約／林嘉翰】
感謝李健聰撰文〈307：青年上街的時代意義〉（以下簡稱李文）的回應與批評，如拙作所提，要建設怎樣的國家是大家必須思考的，結果也是開放的，任何形式的交流與對話應被視爲健康的現象。
然而從李中可以看出，作者顯然曲解了系統暴力的本質，可能誤判了局勢發展。容許我在此澄清，進一步闡述相關概念。
所謂系統暴力，其實不一定與官僚體制掛鉤，不要忘了，人民也身處在這系統當中。若要理解何謂系統暴力，其實可用另一個方式帶入，那就是問：307爲何會是一項歷史事件？
無論當天有多少人上街，集會訴求是什麽，或斷言它已「爲505黑潮後停滯不前的政治社會局勢打開新局面」，307將被歷史記載並非因爲事件有多特殊，而是在於受害者的身份。早在馬哈迪1988年罷免聯邦法院院長和幾名最高法院法官，蠶食司法體系的獨立性，受害者斷不會只是安華一人。但我們又能否知曉其他受害者的名字？誰又會爲他們站出來？這就是系統暴力。
（照片來源／The Malaysian Insider）
李文提到「當國家的系統暴力設定307爲『和平集會』時，我們當然不需因爲集會和平而産生不必要的的焦慮與自我矮化」，是明顯誤解了系統暴力的概念。系統暴力會催生出眼見的物理暴力，但不會將抗爭設定為「和平集會」。試問一開始將抗爭定性為和平集會，難道不是主辦者本身？另外，李文認為當權者的軟弱和警察不敢鎮壓，由此斷言307成功「爲505黑潮後停滯不前的政治社會局勢打開新局面」，那麼，日前警方鎮壓雪州格拉纳再也關稅局反消費稅抗爭，是否意味著這剛被打開的「新局面」又遭關閉呢？很可悲地，若307具有任何的時代意義，那是因為安華的身份地位，這也恰恰反映出抗爭本身缺乏了民主精神的體現。
再舉一例，從2003至2007年，就有超過1500人死在監獄、警局和移民局的扣留所及康復中心，但直到2009年雪州行政議員助理趙明福被發現在反貪委會墜樓身亡，引發社會強烈反彈，扣留所羈押死亡事件後來才受到關注。但運動並不限於為死者平反，因此契機而成立的趙明福民主基金會，為剷除系統暴力往前邁向一步。
安華被判入獄後激起的社會抗爭，本可成爲改變體制的催化劑，但却因無法辨識系統暴力而被疏了。目前在吉隆坡獨立廣場的持續抗爭，把訴求擴大至要求總警長下臺，目標更為明確，但更應重提成立「獨立警察投訴與行爲不檢委員會（IPCMC）」的建議。
也許有人認爲要促成體制的改變難度，大于要求總警長或首相納吉下臺，又或根本不曉得該為抗爭注入哪些內容，此時當權者的言論可作為指標。青年及體育部長凱里當年曾表態，處理羈押死亡案和警察濫權問題，重要的是「嚴厲行動」，而非成立任何委員會。這不啻表明，那些被當權者拒絕的，就是我們應當戮力爭取的。
馬來西亞已經來瓶頸，我認同應「用更多不同、更激進的手段打破常規化的挑戰」。丘光耀提出的夜宿雙子塔，延長抗爭時間的建議，本可將抗爭路線多元化，可惜最後無疾而終。為此更多的策略討論是有必要的。
另外，曾維龍在〈激情•儀式•瓶頸：307後思慮〉準確指出「有參與即可」成了慣性模式，公民組織亟需思考遊行示威是否已經儀式化？如何避免成為一種贖罪儀式？這種贖罪儀式其實已嵌入我們的生活之中，就像以為參與植樹計劃就能減緩全球暖化一樣。須警惕的是，不要誤以為參加一場遊行示威就盡了公民的全部責任。這不只是容易被計算，而是完全符合了當權者的期待。
是的，爭取釋放安華時必要的，但同時勿忘了摧毀背後的系統暴力。不管是臺灣「太陽花學運」或香港「雨傘運動」，任何形式的反抗都不是為了個人而戰。最後讓我們認清一個事實，民主無法讓其他人代勞，與其寄望政治菁英，不如反思自身日常。
同樣一句話，我們必須開始嚴肅思考。
 林嘉翰 |
馬來西亞拉曼大學經濟系畢業，現於私人機構擔任風險分析師。偶爾喜歡寫詩，偶爾活躍於非政府組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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