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的生活互為關聯牽引，尤其受壓迫者之間，大家本來就是命運共同體。若只集中在自己身處的團體、只看到自己關心的議題，就不可能形成跨界結盟。社會運動應該看成一種聯盟政治，不同群體的差異可以得到承認和肯定，身份和位置可以互相跨越，形成新的、更大的、有力量的新的社群。這樣的聯盟不再以身份來定義，只要有共同目標，就是盟友。
【文／劉嘉美】
「他們是民主的敵人，是國家的公敵！」，前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以「人民公敵」來形容，並非重犯亦非恐怖分子，而是當時因裁員失去工作而進行罷工抗議的煤礦工人。
那是1984年，距今三十年的英國，面對這場罷工，鐵娘子早有準備，在將煤礦產業私有化以後，同期加推的是立法限制罷工權、備好應付未來所需的燃料，降低罷工的影響、切斷原有對罷工家屬的社會保障等等。
這場難戰的罷工以失敗告終，作為當時龍頭工會的礦工工會，罷工失敗標志著英國工人運動至此走向下坡，這也意味著被稱為「工會運動終結者」的戴卓爾夫人，成功地為其新自由主義管治路線譜出一條康莊大道。
這場煤礦工人大罷工也是英國工運歷史的重要分水嶺，電影《Pride》（2014，港譯：驕傲大聯盟）卻擺脫了過往的悲觀解讀，重現罷工中一個非常重要但又被遺忘的部分：同志與工人的結盟。
電影講述的是真人真事，同性戀者Mark從電視新聞看到一幕幕煤礦工人在抗爭時，被警察粗暴對待的畫面。「壓迫可以如此地相似」，工人面對欺壓，勾起他因「同志」身份所面對的歧視與壓迫，這份「感同身受」轉化成行動力，遂與其他同志好友成立了「同志撐礦工」 的組織（Lesbian and Gay Support Miners, LGSM），開始為工人募集抗爭基金。
聽起來勵志感人，但現實可沒有那麼順利，正如工會幹部第一次看到Mark等人時，也直言無法掩飾內心的驚訝：「你是我生命中第一個認識的gay！」，但反過來，對Mark他們來說，「你也是我第一個認識的礦工啊」。
偏見隔閡源自無知
不管是種族、性取向，許多偏見和隔閡其實源自無知，沒有真實的接觸，許多的觀念其實時來自主流的成見。
同志來到罷工現場捐出募來的款項，但這並未真正打破彼此的距離，反而是在日常的聊天、相處、互相支持下，工人看到了眼前實實在在的人，而不以性取向來定義一個人的全部，從而發現原來彼此沒有兩樣。
當然，從現在的目光看來，本片不單為我們釋除對同性戀／性小眾群體的刻板印象，而更值得進一步深思的是，在社會運動中，身份的隔閡是否能被打破？我們又是否需要反思目前性別運動中缺乏階級視野，而工人／階級運動中又看不到性的割裂現象？
電影中，當Mark第一次拿着捐款箱，以支援者的身份來到工會禮堂，向工人們表達支持時，全場鴉雀無聲，表現極為冷淡。他無奈之下如是說，每五個人當中就有一名是gay，所以礦工中大抵也有五分一人會歡迎他們的。怎知此話一出，場面更冷，有工人更不滿離場。
那是八零年代的英國，同性戀仍然是大禁忌，那是gay就等於aids（艾滋病）的年代，工會內部談的是階級壓迫，根本容不下談性取向。去性化結果造成整個組織裡的人都非常單調平板，就如戲中工會裡的男性都不會跳舞，因為這些行為減損了他們的陽剛氣息，工會男人應該喝酒、做決策，表情架式一板一眼，沒有獨特性可言。
工人運動沒有處理個體的差異，差異被視為危險的，會造成分化。可是性／性別壓抑使得工會運動缺乏能量，當個體差異不被尊重，組織也就無法回應人們的基本需求。
就像工會中的另一位老幹部，壓抑多年，後來終於向太太出櫃，說出他是同性戀的多年秘密。太太其實早已知悉，只是從未言明，丈夫的出櫃反而令彼此從多年守住的謊言裡獲得解脫。
另一邊廂，性別運動也不談階級，這在電影中表露無遺，同志朋友們聚首一堂，每天派對通宵達旦，在每年一度會舉辦同志遊行，他們享受著少數群體聚在一起的舒適圈。長期被主流社會排擠，使得他們習慣小團體的封閉，沒有思考與社會中其他群體特別是弱勢者的關係。
受壓迫者命運共同體
「礦工抗爭與我何干？」同志朋友開始對於支援礦工也是興趣缺缺，但Mark一語道破：「沒有礦工生產能源，你們哪能天天跳舞到通宵達旦？」人們的生活互為關聯牽引，尤其受壓迫者之間，大家本來就是命運共同體。
電影尾段，是每年一度的同志大遊行，主辦者勸告Mark和友人不要拿標語示威版，這是派對，不要過於政治化。Mark和主辦者正在爭論之際，這時幾輛載著礦工的旅遊巴來到遊行現場，令本來只是三三兩兩的遊行，突然間變得聲勢巨大，更重要的是同志與礦工發展出弱勢相挺的情誼和結盟。
只集中在自己身處的團體、只看到自己關心的議題，就不可能形成這樣的跨界結盟。社會運動應該看成一種聯盟政治，不同群體的差異可以得到承認和肯定，身份和位置可以互相跨越，形成新的、更大的、有力量的新的社群。這樣的聯盟不再以身份來定義，只要有共同目標，就是盟友。
 劉嘉美 |
土生土長香港人，畢業於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碩士，畢業後活躍於勞工團體。剛剛移居馬來西亞，繼續以文字關注邊緣底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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