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飢餓遊戲》簡單的好壞二分法和當今反恐思維互通聲氣：只要將敵人殲滅或築起高牆就能保障平靜的生活，而不去思考在國內異己者如何被經濟、社會和文化系統排除，走投無路。新自由主義又是如何在全球範圍內驅逐小農村落，扶持獨裁政權，自我生成對立鏡像。電影能做的是開啟對政治系統的反思，而非加深人們對改變危機等同於「打倒壞人」的迷戀。我們還發現到施惠國其實是自由民主制國家目光中壞政權的集合體，無疑符合主流政治思維。
【文／曾龍文】
《飢餓遊戲3：自由幻夢II》（The Hunger Games: Mockingjay – Part 2）為綿延三年的科幻冒險青春電影拉下帷幕。這套三部曲為獨立電影公司——獅門影業（Lions Gate Entertainment）累積超過二十二億美元的票房，是獅門最為成功的作品。流風所及，一波跟拍潮流接踵而來，如《分歧者》（Divergent）、廿世紀福斯的《移動迷宮》（The Maze Runner）。
由此可見，雖然影片的訴求對象是青少年，其反烏托邦背景、革命起義、對極權社會的勾勒卻能讓一般觀眾找到共鳴。有趣的是，《飢餓遊戲》幾乎與世界各地抗爭活動平行發生，例如2011年佔領華爾街（首部曲於2012年首次上映，接下來每年一部）、2013年泰國反政府示威（甚至有者因模仿《飢餓遊戲》象徵抗命的手勢而鋃鐺入獄）、2014年港臺兩地的和平佔中、太陽花學運，以及2015年馬來西亞淨選盟集會。
在此當然無法細究（也毫無必要）究竟是現實啟迪了故事，抑或虛構引爆現實的不滿。不過肯定的是，電影聰明地激起了我們的憤慨，集萬惡於一身的「施惠國」難道不是集合了各種人們熟悉的邪惡符號？
首先，都城（Capitol，施惠國行政中心）崇尚新古典主義風格，強調結構的對稱美，紀念碑式的龐然樓宇林立，建築線條簡潔渾厚，無一不象徵權力的巨大和對純潔的渴望，它不是別的什麼，正是納粹欲打造的千年帝國形象；跟著是唐納蘇特蘭（Donald Sutherland）主演的獨裁者史諾（Snow），他自然沒有希特勒的跋扈張揚，反之是一個和藹可親的家長式人物，卻鐵腕實施高壓統治，建立等級分明的專制政權，不難讓人想起第三世界各式各樣的「老人政權」；無時無刻不在播放的電視節目是晚期資本主義文化工業的寫照，訊息貌似多元實際貧乏封閉，早為學者和衛道人士所詬病，可是隨意插播的官方報導又戳破虛幻的快樂，提醒你所有的一切總是被控制，把我們帶回到老大哥盯著你的1984；最後每年一度的飢餓遊戲無疑是上古時代的獻祭儀式與古羅馬鬥獸場的搬演，看在現代文明人眼裡真是觸目驚心。
貧富鬥爭的主題
不過最能讓觀眾心有戚戚的是貧富階級的刻畫。在電影裡，都城是富人的聚居地，另外，為都城製造和提供豐厚物資的窮人分佈在其餘十二區，忍受著失業、貧困和勞動剝削。這似乎呼應當今先進國和落後國之間不公平的貿易關係。然而在金融體系崩潰，財團精英在經濟制度掩護下無需負上責任，導致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時局裡，《飢餓遊戲》儼然隱藏著1% vs 99%的鬥爭主題。
問題是《飢餓遊戲》並未拿出任何真知灼見。作為一部青春電影，它無疑遵守著反抗權威的敘事規則。青春期的情愛與背叛，成年人的虛偽與蠻橫是永恆的被述對象。作為商業製作，它選擇某種安全熟悉的敘事路向無可厚非，但內容關涉革命、群眾動員以及解放受壓迫者，故不能等閒視之。在終結曲裡，我們清楚看到在恢宏的起義背景下，《飢餓遊戲》的政治視野卻是狹窄的，例如主角凱妮絲（Katniss Everdeen）將所有的罪惡歸咎於史諾總統，她要「殺一獨夫，以救千百人」。當知曉第十三區反抗軍領袖柯茵（Alma Coin）利用了她的復仇心推翻史諾、欲繼承施惠國的惡政時，她轉而射殺前者。
換句話說，本片的政治觀點始終聚焦於「好領袖與壞領袖」的分野，仿彿只要除掉／趕走邪惡的當權者就會迎來春天。從戲劇性的強度和博取認同感方面來說，這自然是湊效的，唯一的代價是犧牲了更為關鍵的社會結構變動、身份政治轉型的變革觀。
而在結局裡凱妮絲退隱山林相夫教子，對孩子娓娓道來從前的英勇事蹟，更是代表了某種「歷史的終結」——當下時代最好，社會不再需要任何大的變動。如果說革命者凱妮絲繼續與國家權力戰鬥，號召人民對國家作出各種要求，這樣的結局又如何？
簡單的好壞二分法
不只如此，《飢餓遊戲》簡單的好壞二分法和當今反恐思維互通聲氣：只要將敵人殲滅或築起高牆就能保障平靜的生活，而不去思考在國內異己者如何被經濟、社會和文化系統排除，走投無路。新自由主義又是如何在全球範圍內驅逐小農村落，扶持獨裁政權，自我生成對立鏡像。電影能做的是開啟對政治系統的反思，而非加深人們對改變危機等同於「打倒壞人」的迷戀。
再者，我們可以發現到施惠國其實是自由民主制國家目光中壞政權的集合體，無疑符合主流政治思維，影片雖無露骨地宣揚西方現代民主制，但也隱隱召喚99%的窮人投身民主建設，反制貪婪權貴，法國哲學家傅柯（Michel Foucault）提醒「重要的不是故事講述的年代，而是講述故事的年代」。若這還不夠明顯，那請看導演安排了一位黑人女性領導接下總統大任，難道不會讓人想起奧巴馬政權？換言之，《飢餓遊戲》從反面宣告了「民主」是電影的終極意義。
耐人尋味的是，另一位法國哲學家巴迪烏（Alain Badiou）認為當代充斥壓制、恐襲、難民與社會鬥爭，其肇因根本不是經濟帝國主義，而是民主。其理由是，民主機制乃資產階級政府的一部分，在面對各種民生問題上，優先且隱秘的考量就是確保資本主義再生產功能不受干擾。因此，若幻想民主為每一次變革最終、唯一的目標反而阻礙了徹底的改變。從這個角度來看，自由民主資本主義國家也僅僅是另一個必須被打倒的「施惠國」。
 曾龍文 |
電影愛好者，業餘影評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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