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判斷中國未來形勢，如果按諸過去威權轉型民主國家的經驗來參照，很可能會類比錯誤，因為那些威權國家往往具有形式上的憲政，後經國民的抗爭，再轉為實質上的憲政。共產黨甚為坦蕩，憲法便規定一黨專政原則，毫不掩藏，面對民意反彈，其責任無可推託，這種形式上的無合法性，反而促成其在績效上要體現合法性。
【文／姚育松】
近年來，中國興起了討論未來如何走向憲政主義的思潮，其中癥結即為按現有體制，也就是一黨專政，與憲政主義似乎是兩相矛盾的概念。
所謂憲政主義，即指憲法至上，不止任何勢力，連國家機器本身也要按照憲法行使權力。按此嚴格標準，即便國家有明文規定之憲法，但若政府行使權力時，有干涉司法之獨立審判、或制訂與憲法原則不相適的法律，都應被視為不符憲政主義。也因此，任何威權體制國家，嚴格上來說，都非憲政國家。
那麼，一黨體制是否符合憲政主義，也就看似毋庸再議，因為憲法既然由一黨制定，那按事實而言，黨即是高於憲法，那國家體制也就非可言「憲政」，應為「黨政」。
以上所述，是主流看法，而按此意見，未來中國的憲政主義，其結論必導向中國不應一黨專政，而應走向多黨政治。
若這只是唯一結論，那麼未來中國前途真可堪憂慮，因為按目前狀況而言，中國不可能有其他勢力能對立於共產黨之外，而共產黨作為一種由上而下層層緊串的極權勢力，也無動機主動釋放權力或開放黨禁。如果中國真有走向憲政主義或多黨政治的趨勢，此前階段很可能是內戰。
因此，有別於依理想／理念思考者，另一套按現實大勢出發，即未來中國可以是「黨國憲政體制」的新見，經已出現。
我們可以從北大法學院教授強世功和古巴籍美國學者白軻（Larry Becker）在《開放時代》2014年第2期裡的討論看出端倪。在這期「中國政治體系正當性基礎的來源與走向」專題裡，強、白來回各發表和回應了兩篇文章，儘管兩人的論述路徑不同，但推演一黨制與憲政乃相適的基礎觀點卻極為相似。以下是我的簡單歸納。
首先，如果憲政主義被視為只參照美國（三權分立的民主制度），無疑極其狹隘。我們應更廣泛定義「憲政」（Constitutional），就是國家機器的運作乃遵照憲法，且此憲法體現合乎邏輯即可預測的理性精神，都可算是憲政國家。白軻甚至指出，在美國三權分立之外，中國一黨體制和伊朗神權政治，都有其自身維護憲法至上的制度。
其次，有關政治合法性的來源問題，按主流看法，憲法應體現出主權在民原則，因此若憲法之產生非由國民決議，即不符憲政原則，兩位學者分別從歷史路徑與邏輯路徑來消解此套定式。
強世功參照了傅柯（Michel Foucault）有關紀律內在化的觀點，認為「主權」與「人權」並非對立的，不止人權的成立前提是國家有主權保障，而且在人人受各種機關紀律化的社會裡，人權反而是為主權服務，也就是人之所以要被社會化是為國家利益之服務。那麼，與其判斷政治合法性之成立是否「主權在民」，不如以其成立乃主權之運作，是否在整體上服務全體國民利益來判斷。就此而言，建立新中國並實現改革開放的共產黨，在事實上體現了其具有代表國民實現國家利益的合法性。由此可推論，即便憲法乃由按黨之意志來制訂並運作，而非經過國民決議，但是黨的意志即為國家意志，雖不可宣稱為人民意志，但是人民只有經過黨的領導，才可以被紀律化，以及統合於黨制訂的秩序中，國家利益才可得到實現。
強世功認為，主權問題不應從形式來判別，而是從實質上來判別。白軻則規避主權歸屬問題，因其對於憲政之定義，乃是否以某種實質的理性精神來規範。他指出，共產黨的黨章與憲法在指導原則上是相合的，儘管黨的地位是在國家機器之上，但是黨本身不能違背黨章，故此黨也要根據其為自身制訂的規則運作；而與黨章相合的憲法，就獲得理性運作的保障，並非隨意專制。若以合法性來源問題觀照之，由於黨自稱其遵循並為某種崇高價值存在，儘管白軻未明言，惟可想見，合法性之成立也就不需以是否自於人民授權的標準來判別，而是以黨是否體現其自我宣稱的崇高價值來運作的標準。
歸根究底，白軻與強世功所論的憲政體制，其成立條件，皆胥視共產黨之實際運作有效與否，而非按主流（西方）看法，是否依法律形式規定的權力分配判別，故此在兩者的論述裡，一黨與憲政就成為相適的概念了。
儘管如此，兩人仍強調法律形式之必要，因此他們主張的一黨憲政，還涉及許多工程，主要是黨與政府的職能應明確規定地分開，其中包括專業獨立的司法人員培訓，還有人民大會職能的完善等等。
兩位學者另闢蹊徑的論述，確實點出中國的特殊經驗，並將之與其他威權體制區分開來。有別於中國，大多數威權國家都以明文規定的法律當護身符，國家儘管有洋洋灑灑的憲法、定期選舉，但透過各種資源壟斷，政府始終受特定黨派把持，因此國家機器變成黨的工具，面對人民罵聲，卻又宣稱其有法可據，是人民所選出來。
相比之下，共產黨則甚為坦蕩，憲法便規定一黨專政原則，毫不掩藏，面對民意反彈，其責任無可推託，這種在形式上的無合法性，反而促成了其在績效上要體現合法性。較之其他威權政府，只要持續壟斷資源，其責任總可推託，故績效上的責任壓力反而不如中共。
或許這是一個輕率的觀察，中國的威權是實質績效在先，法律形式在後。其他國家則是顛倒過來。我想指出的是，要判斷中國未來形勢，如果按諸過去威權轉型民主國家的經驗來參照，很可能會是類比錯誤，因為那些威權國家往往具有形式上的憲政，後經國民的抗爭，再轉為實質上的憲政；中國的憲法，乃共產黨自訂規則，國民之抗爭，很難能夠堂堂正正地拿著憲法去質問執政者。
同樣地，現今威權國家，如果想仿照中國經驗來維持自身的威權權力，也很可能是類比錯誤。在缺乏共產黨那種鐵桶似的由上至下的單位體制，社會是比較能夠容易醞釀出新勢力，或新勢力本身即是從統治集團游溢而出，若這些新勢力願意承擔風險，倒是可以拿著憲法質問威權集團。
不過，若有威權國家的憲法本身即是有直接指向統治黨派的合理性存在，那可就難說了。
 姚育松 |
中國廣州中山大學哲學博士生，關心思想、政治議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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