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媒體與藝術計劃或資料庫，看似互不相關的範圍，卻在思想的流動和實踐過程中，打開了公共參與和對話的可能，形成更多元的公共身份，推進社會的思想改變進程。在這些改變的內涵裡，有著我們熟悉的多元、混合、日常、現代化、城市經驗的各種辭彙，都可揉合成為一種測量社會動力和生命力的方式，以及種種釋放自由的可能。在南印度知識人的叩問，讓我看見不一樣公眾形塑的可能。
【文／魏月萍】
印度是個複雜的國家，一方面似是髒亂、混亂、無秩序以及不時耳聞發生對女性強暴的失控社會；另一方面，又是個凝聚巨大精神能量，予人神秘、神奇以及充滿精神力量的神聖宗教世界。最近臺灣翻譯的一本暢銷書《我在印度，接近天堂也看見地獄》，書名很巧妙及生動表現她的兩面性（但她其實有著更多種的面向）。在新馬的生活經驗，對於印度離散社群其實也很陌生，不少人還是常把「印度人」直接和「印度」等同，像是以「中國人」來指認「中國」一般，把二者看成鐵板一塊。
然而，「印度」不只有南北之分，各地語言文化差異甚大，如何定義所謂的「印度」，或提問「誰是印度人」，往往充滿爭議和不確定性。我對印度的了解非常有限，從南方之島嶼移動到印度的南方科钦（Kochi），討論有關亞洲的議題，暫且脫離以上兩種想法脈絡，以知識和思想交流方式進入印度的語境，成為理解印度知識人的思想和精神面貌的契機。我想了解的是：他們究竟關心什麼議題，他們如何思考問題、如何作出行動實踐等問題。
這雖然是由「科欽─穆茲里斯雙年展」延伸出來的亞際論壇，但以「思想─實踐的流通，與公眾的形成」為題，凝聚亞洲的知識人，正是要從不同角度和脈絡，來思考有關思想和實踐以及公眾社群形成之間的關聯。換言之，它涉及思想的「公共性」和「公共群體」命題的形構。尤為關鍵的問題是：到底什麼可以作為流動的公共媒介，以及賴以形成新公眾群體的方式？
印度學者特賈斯維莉•尼南賈納（Tejaswini Niranjana）發言
「公共身份」是城市經驗的辨認方式
印度學者特賈斯維莉•尼南賈納（Tejaswini Niranjana）從歷史的角度檢視商業化和現代化的北印度孟買時，論說由於集聚了許多音樂人，促成音樂和歌唱的錄製和流通，漸趨形成一個新公眾群體。隨著歷史的發展，越來越多普通的百姓學習歌唱，形塑了社會的多元性。音樂和歌唱，不僅成為社會現代化的表徵，更意外使人脫離固定的社會紐帶，多種差異的語言也促成聲音的自由。
音樂的公共性打破了傳統的界線，賦予人們現代性的想像，而聲音和語言的連結和貫通，穿越了社會階層的固定結構。她進一步想探索的是：如何從地理視角窺探一個新空間的形成，並叩問有關家和街頭、內在和外在以及公共和私人界限等問題。
尼南賈納意在指出，社會的變遷也會促成公眾群體組成的改變，如大量的移民改變孟買的社會結構，帶來音樂和語言的多元景觀。由此可知，「新公眾群體」實際上也是一種新的「公共身份」（public identity）建構，是城市群體的辨認方式。這讓我想起前日本《現代思想》主編池上善彥先生曾指出，在日本311大地震以後，因為輻射的問題，促使日本民眾開始從各種管道學習有關核電廠和輻射影響的科學知識，形成了「科學民眾」獨特的「公眾群體」面貌。這樣的群體是民間自發、自救和自行監督的公共力量，具有對社會固有結構的抗衡或抗議，也導致科學普及知識詮釋權的開放和擴大。
「日常生活」經驗的城市行動實踐
另一位印裔華人梁日明（Lawrence Liang）是活躍於班加羅爾（Bangalore）社區和人權活動的律師。他在報告中特別介紹了Cybermohalla的藝術和網絡實踐，說明該計劃如何可能改變貧窮街區的定義，利用多種新媒體（New media），重寫城市的經驗，提供城市貧民書寫他們的生活故事的機會，這樣的「新公眾群體」可跨越藝術的階級性。
不只如此，媒體提供的想像和創造環境條件的潛能，改變思考和說故事的方式，同時反轉傳統的文化知識建構和生產方式。這一些的轉變，其實可以落實在日常生活以及利用日常設施作為其表現的材料，比如畫在牆上的一張紅色沙發等，可以使普通的生活產生魔術般的力量。
梁日明強調新媒體和日常經驗的聯繫，但他並非是指網路、手機或其他電子媒體，而是可以勾勒出一個城市的文化脈絡以及日常生活互動的媒介。其中作為主體的公眾群體，不僅是缺乏社會資源，處在社會邊緣的貧窮人物，其中也包括工人階層以及四處流動的外籍客工。Cybermohalla所建立的龐大網絡，揭示了不同媒體所顯露的功能性，也說明它的實踐可成為經驗、身份和地理位置的證明。
換言之，Cybermohall計劃重新構想了一個積極性的知識生產空間，通過不同的媒體來改變一個地方的「地景」（landscape）。該計劃成員在過去十年當中，定期舉行會議、共同書寫，思考如何敘述貧窮社區的景觀和生活經驗脈絡。通過實驗各不同的項目和活動，讓更多當地的年輕人參與地方的歷史、經驗表達以及想像力的創造，並以媒體和藝術的介入，轉化了對「日常」的「普通」理解。
「資料庫」為藝術空間的外延
有趣的是，在論壇中討論頗為熱絡的是Sabih Ahmad談論有關藝術資料庫建檔問題。「資料庫」不是我們一般所了解的資料保存的空間，它其實有無限可伸展及外延的空間。但首先需叩問的是：究竟資料庫（archive）和數據庫（database）的差別是什麼？「資料庫」是否能創造另一類的公眾群體，胥視它如何打開和公眾的溝通管道，如何創造出具潛能性的公眾。另外，也思及人們可以進入和利用的方式，使其轉化成一個具生命力行動的可能。
陳光興以吳耀忠（1938-1987）作為延伸討論的例子。吳耀忠為臺灣現實主義畫家，在臺灣左翼思想發展的歷史脈絡具有重要的意義，但過去有關他的資料保存和研究卻十分缺乏，說明了一個受政治意識形態影響「消失的歷史經驗」。後來，經由一項尋找吳耀忠畫作的文藝實踐計畫，最終出版《尋畫：吳耀忠的畫作、朋友與左翼精神》，不僅重新建構臺灣戰後現實主義文化的流變，也提供了解左翼思想的精神文化脈絡和面貌。
不論是音樂、媒體與藝術計劃或資料庫，看似三個不相關的範圍，卻在思想的流動和實踐過程，在公眾群體的問題上找到彼此的連結點。三者的共同點是打開了公共參與和對話的可能，形成更多元的公共身份，推進社會的思想改變進程等。在這些改變的內涵裡，有著我們熟悉的多元、混合、日常、現代化、城市經驗的各種辭彙，這一些都可揉合成為一種測量社會動力和生命力的方式，以及種種釋放自由的可能。在南印度知識人討論的思緒裡，看見了各種條件創造的可能，以及對公眾形成的期待。
多元媒體延續說故事
在聆聽時，我的記憶思考卻自動連結到檳城的壁畫，它如何啟發人們利用多元的媒體，契入在地的日常生活經驗脈絡，讓公眾有機會延續說故事以及書寫自己的生活經驗。不同城市的民眾如何交流彼此的日常生活經驗？另外則是影像創作者區秀詒所虛構的「棉佳蘭」。「棉佳蘭」是不是真實並不重要，它是一系列的材料構建成的「地景」，或可稱動態幻象的地圖，拓展人們對於「歷史和記憶」，或是居所、身份、移動、異己和存在片斷的思考和書寫方式。還有新加坡的老左投入構建網上資料庫，藉此來證明我方的歷史，以及過去社會理想的行動實踐，這些外延意義都賦予資料庫不只是資料庫的意義。
然而，回到核心的問題：壁畫、影像、資料庫等如何轉化為思想流動和實踐的公共媒介？如何發掘有潛能的公眾？如何激發及形成一種新公眾群體？「公眾」不是臉孔模糊的社會群體，而是具有自覺意識、行動實踐以及思想創造力的社群。南印度知識人的叩問，讓我看見不一樣公眾形塑的可能。
**文中照片由作者所拍攝，於科欽，南印度。
 魏月萍 |
任教於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亞際書院「新馬辦公室」研究員。專業領域為中國思想史，也旁涉新馬華人歷史與文學知識生產研究。尤為關注文學公共領域、公共理性和歷史正義論述建構等問題，把知識實踐和批判視為學術人的天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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