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知識素養相對進步的社會，社運或政改結合學界的思想結晶，行動中有扎實的學理，已然常態，馬來西亞卻缺乏這種自覺。假使國人面對政治經濟社會問題時，永遠停留在爭論基本定義的問題、或是永遠忙著冷嘲熱諷建言者「太過理想主義」，我們永遠就是那麼膚淺、永遠無法深耕扎實、永遠無法謀求理想類型，因為一切可能迎來美好事物的可能性都被否定了。
【文／莊迪澎】
在我的印象中，馬來西亞中文社群如有用上「學院派知識份子」這個詞彙時，多數是貶義，大抵就是在諷刺書讀得多的大學講師只會在象牙塔裡閉門造車、與社會脫節、用複雜的理論和生澀難懂的術語產製只有同儕才讀得懂的論文……。這種以偏概全的刻板印象，在某種程度上是「反智」心理作祟，而且「反智」現象在那種正在「轉型」卻似乎不怎麼轉得過去的社會裡，尤其常見。
何為「正在『轉型』卻似乎不怎麼轉得過去的社會」？這裡是指，一個社會從過去的「落後」眼看仿佛因著經濟、教育、技術等條件的改善而走向「進步」，但是還沒到達「進步」那一端時，世界的新變遷卻又導致這個社會處於一種表裡不一的狀態，表面上在進步，骨子裡卻在退步。以教育這回事為例，1990年代以降，公私立大學越辦越多，經濟和其他客觀條件（包括借貸管道）改善，有能力上大學（甚至念碩博士）的人越來越多，社會好像進步了，教學的深度卻因高教產業化和商品化而退步了，「知識」的定義和範圍則退縮到以市場和職場的需要為依歸。
反智的分類與社會標籤
「反智」就發生在這個時候。在高教相對普及，卻「轉型卡卡」的時空，不僅人人識字，加上資訊與傳播科技普及和越來越便宜易用，文筆和口才無礙的人在社交媒體大發偉論，比比皆是。眾聲喧嘩，輿論多樣，本是好事，但不幸的是，人人有知識卻吊詭地造成對知識的歧視，而且不僅發生在社交媒體的世界裡，也發生在政界和社運圈——我們常可看到這兩個圈子裡有些人喜歡用二分法來把知識份子區分為「行動派」和「學院派」，而且褒前貶後，言下之意「行動派」是身體力行的知識份子、「學院派」則是只說不做，而且往往脫離現實、「太過理想主義」。這種界定，說穿了，不就是在輕蔑和否定所謂「學院派」知識份子的職能，以及歧視知識嗎？
假使在馬來西亞的時空裡還能使用「學院派」這樣的一種形容詞來界定知識份子，我會認為，著書立說、寫作論述本身就是一種實踐。社會之能「進步」，其中一個重要條件是吾人對於可欲的社會理想類型有所想像，同時亦能對過去和既有的狀態有所反省。所以，縱然有所謂「學院派」知識份子——不管是社會學者、經濟學者、歷史學者——鮮少或甚至沒有親身領導和參與社會運動，而是長期經營學術研究，探索社會各種問題，其研究結果應可作為所謂「行動派」參考的珍貴資產。事實上，我們可以看到，在知識素養相對進步的社會，社運或政改結合學界的思想結晶，行動中有扎實的學理，已然常態。
然而，我們的社會缺乏了這種自覺。知識份子提出理想類型的建言或尖刻的批評，政界和社運份子經常會嗤之以鼻，冷嘲熱諷那些都是缺乏實戰經驗、沒有親自下場的理想主義者。同時，除了極少數例外，馬來西亞有多少從政者（尤其是議員）在搞政治動作和疾呼這個譴責那個之餘，花一點心思和時間去研習「學院派」知識份子有些什麽研究成果值得和應該借鑒來擬定替代政策，並推動政府去制訂政策。譬如，主張工作場所應設立托兒設施的從政者，把嬰兒帶到國會開記者會，向政府喊喊話、讓記者拍拍照過後，有沒有後續的努力，和公私立大學裡研究相關政策的學者串聯，借重他們的知識與專業，擬出可欲的方案，長期遊說政策制訂者推行？
社會劇變 民間知識素養滯後
在我看來，像馬來西亞這種處於「轉型卡卡」階段的社會，比起其他知識素養相對高的社會（如臺灣）更加需要所謂的「學院派」知識份子。「啟迪民智」一詞似有某種精英色彩，但回到現實，吾人不得不正視馬來西亞在很多時候都浮現了「民智未開」的現象。遠一點的例子，我在2001年參與反對馬華公會收購南洋報業運動時，感受頗深的其中一件事就是，我們得耗費很多心力去解釋「媒體所有權控制」如何可能戕害新聞自由等等的基本概念，甚至到了2006年的反對張曉卿壟斷中文報業運動，人們還停留在爭論「沒有100%控制算不算壟斷」這個定義問題的階段。近一點的例子，2014年撤換雪州大臣風波引發憲政危機，從官職由政黨舉薦到「君主立憲制」、王室不應干政之原則，理論上應該是不辨自明的淺顯常識，但現實就是很多人可以完全不理會，然後政治學者和法律學者不得不費力去解釋基本概念。
假使馬來西亞人面對政治經濟社會問題時，永遠停留在爭論基本定義的問題、或是永遠忙著冷嘲熱諷建言者「太過理想主義」，我們永遠就是那麼膚淺、永遠無法深耕扎實、永遠無法謀求理想類型，因為一切可能迎來美好事物的可能性都被否定了。這個道理再簡單不過，譬如，馬來西亞人一直糾纏於爭論「馬來西亞有沒有新聞自由」，新聞自由運動就慢如龜步；反之，假使「馬來西亞沒有新聞自由」已是共識，用在爭論「有沒有新聞自由」的心力就可挹注在後續的耕耘，而不是虛耗在原地踏步的爭辯。
這種局面說明一個社會的知識素養好到哪裡，而此問題確實和教育息息相關——中學沒有教，大學沒有人要學（因為不能像當律師、醫生那樣賺錢），產業化和商品化的大學也不重視。然而，我們就因此認命了嗎？當然不是。知識的推廣和提升，哪裡都可以是陣地，媒體是其一，但不幸的是冷嘲熱諷、嬉笑怒駡、不知所云的評論濫竽充數，雖有論見尖銳、令人拍案叫絕的佳作，但除此之外，應有更多社科專業領域的論述和分析，讓閱聽人接觸得到不僅是讀了只是「笑瓜我」，笑完後卻沒長知識的文章。然而，自1990年代迄今，中文媒體言論版的「學院派」評論作者可謂「買少見少」（作者按：「大學講師」不一定就是「學院派」評論作者）。
談到這裡，吾人不得不問一個問題了：「學院派」知識份子死去哪裡了？或許，在探索這個問題之前，應先回答另一個問題：何以會產生「『學院派』知識份子死去哪裡了」的詰問。
 莊迪澎 |
傳播「學／術」兩棲，長期觀察支配媒體業的政經因素、主張推廣媒體教育是新聞自由運動的重要工作。先後擔任馬來西亞新紀元學院媒體研究系創系主任、已停刊的《獨立新聞在線》創刊總編輯。2010年起自資架設《馬來西亞媒體識讀資源網》，彙整和分享本地媒體研究文獻，以利提升媒體識讀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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