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人蜂湧到新山觀賞《星國戀》，或讓人「驚覺」自主公民興起，其實，不過是長期被家父長制豢養者，像小孩般偶爾對政府表達輕微的反叛，卻仍奉父命馬首是瞻，怯於正面反抗。這一回，只能算是被禁止看電視的孩童，趁機溜出去朋友家偷看罷了。面對權威和權力，依然不敢過於違抗。六、七零年代風雲歲月的珍貴之處，無法激起後獨立世代的共鳴，因為被單向道的思維豢養許久後，終至忘了各種可能的想象。
【文／廖珮雯】
柔佛州新山是座特殊的邊城。當新加坡紀錄片《星國戀》（To Singapore, with Love）在近期被當局禁播後，由於馬來西亞自由電影節（Freedom Film Festival）剛好巡迴到此放映，隨即吸引超過百名新國民眾承租巴士，搶先觀賞這部被指「將危害新加坡國家安全」的禁片，連同本地觀眾在內，近500人出席，一度擠爆會場。
新山的特殊性在於，因地利之便，新加坡人只需越過新柔長堤就能觀賞禁片。對此，本片導演陳彬彬打趣說，馬來西亞的禁片以後或可在新國播映，禮尚往來，到時新山人可趁地利之便一睹為快。
影片中，流亡者無法回到故土，只能在新山海邊遙望對岸的組屋，表達對家鄉的思念之情。流亡者與家人團聚，也只能在新山酒店見面。新山的地理意義由此展現。作為邊城的特殊性，它好比新柔長堤，扮演一座橋樑的角色，連結了兩地人民的友誼，連結了親人的情感，甚至連結這段被隱藏的歷史和後獨立世代的關係。
在觀影的時空下，新山的城市空間，提供了流亡海外的新加坡異議份子，以紀錄片直接向鏡頭述說，向新加坡人表達理念堅持和流亡生活。這座邊緣城市，提供了新加坡人探討「自由」的公共空間，在異國天空下談論爭議性課題，新山人得以近距離聆聽鄰國社會的心聲，也是邊城的特殊所致吧。
在異國溫習流亡者故事
這是一場夾雜著歷史情感與共鳴，政治意識形態的呈現，公共空間的自由與民主，在流亡者思鄉情感的包裝下發生的交流會。影片提到的1963年那段歷史，事實上也是馬來西亞歷史的一部分。不過，囿於政治與社會氛圍的戒慎，新加坡觀眾若要在異國時空暢所欲言地談論敏感議題，以發揮自由意志的形式進行討論，現場仍無法完全做到。
（照片／The Straits Times）
陳彬彬（上圖站立者）將這場放映形容為，「在新加坡影史上是空前的，因為新加坡民眾不遠千里包車來到新山觀看影片」。她的現身談話受到在場獅城觀眾大力鼓掌歡呼，也有年輕的出席者感謝她的勇敢，忠實地剪接出新加坡流亡者真實的故事。
雖然新山賦予了這麼一個對話空間，但在英文對話現場，卻猶如籠罩在奧威爾（George Orwell）《1984》描述人民被監控的情境，「老大哥」（Big Brother）無時無刻無所不在。導演在映後要求觀眾不能錄影，回答觀眾提問時的態度較保為留和謹慎。有位年過半百的新國觀眾語氣激動地以華語發言，指新加坡政府在這種年代竟以「危害國家安全」為由禁播本片，是「無知、無恥的行徑」，「沒有證據證明影片具有危害國安的元素，對新加坡公民來說不公平」。導演未對此回應，現場並沒有太多附和，頓時陷入短暫的沉默和冷場。
當觀眾提出較敏感的問題，諸如是否嘗試調和影片中的政治意識形態、對於新國當局的禁播理由有何看法，甚至影片與國家安全有何關係時，導演都選擇簡單回答，或技巧性地迴避，表示擔心新加坡媒發局官員在場。由於幾乎所有新國媒體在場，她不得不謹慎發言。
導演在交流時的回應焦點，僅限於片中流亡者的情感，是他／她們的故事感動了她，因此試圖反映這群社運份子的面貌，乃至於自獨立後如何構成新加坡的一部分，但沒有嘗試調和流亡者不同的政治意識形態。她對於禁播僅表失望，或將尋求上訴、私人播映和網絡流傳，來回應當局的限令。
是否將繼續拍攝敏感題材，則取決於題材是否打動她；在剪接片子也沒有考慮太多；對於影片是否被政治化，她認為影片與政治無關，她只想展現「home and love」的主題。
去政治化的家國與愛
這是一場去歷史脈絡和去政治化的討論會，和影片的呈現類似。雖然略微交代受訪流亡者相關的歷史事件和背景資料，卻沒有嘗試貫時性地梳理流亡者置身的政治背景和主要「首腦」人物。沒有太多有關政治意識形態的討論和爭辯，較多著墨的是流亡者堅持原則的精神，以及對新加坡土地的深深愛戀。影其展現的那股愛戀，觸動人心；對普世價值的堅持，讓人激動；對忠實於自身靈魂更甚於對權力的渴望，讓人崇敬。但在情感營造的出色氛圍下，少了歷史和政治哲學的基礎。
《星國戀》劇照
在場的新加坡民眾其實並未展現對流亡者的敬佩，卻佩服導演的勇氣。這些在後獨立時期的政權籠罩下成長的新世代，似乎無法理解當年左傾學生和知識份子追求的理想主義。除了有位長者激動地批判新加坡政府「無知和無恥」外，幾乎沒有人直面它的不公不義，也未深究何以追求理想的流亡者招致如此慘境，甚至沒有人對流亡者表示同情。
全場焦點都圍繞在導演的勇敢和勇氣，對影片遭禁的感想和製作的初衷，卻沒有人敬佩流亡者的勇敢和勇氣，就連一點的肯定和認同也沒有。可見新加坡人蜂擁而至，只為表達對當局禁播影片的反感，未必支持流亡者的政治理念和政治選擇。這股來自獅城的不滿，只是同情導演、不忿影片被禁，但並沒有轉化為對不公義的悲憫與憤怒。
同時，對於這段消失在後獨立世代視線的歷史，那段在冷戰時期風起雲湧的反殖鬥爭和學運歷史；試圖釐清歷史脈絡和情境討論，甚或為流亡者平反的輿論，在特定歷史脈絡下對政治理念的討論，以及質疑「扭曲」歷史的政治意圖、霸權的操弄等等，幾乎不存在於會場內。
讓我驚訝的是，與一位包車前來的年輕人交談時，他說大夥兒都對禁播深感憤怒，但本身不太認同流亡者的政治理念。
難掙脫家父長制管理
新加坡人蜂湧觀影或讓人「驚覺」自主公民興起，其實，這種現象不過表現出長期被家父長制豢養者，像小孩般偶爾對家長（新加坡政府）表達輕微的反叛，卻仍奉父命馬首是瞻，怯於正面反抗。這一回，只能算是被禁止看電視的孩童，趁機溜出去朋友家偷看罷了。面對權威和權力，依然不敢過於違抗。
當時那位老伯嚴詞批評新國政府，未獲會眾積極回響，這不啻反證，過於激烈地批判政府是一種偏頗行為，不易被新加坡的主流社會氛圍接納。相較於308「政治海嘯」後的馬來西亞社會，兩線政治於焉成形，獅城社會可供討論政治意識形態的公共空間，非常明顯小於對岸。
對於這段上世界六、七零年代被隱藏的歷史，這段風起雲湧的社會風潮和學生運動，這段左傾的精彩歲月，我向來十分嚮往。由於左傾人士被刻意污名化，更突顯這段馬新人民在獨立之際，共同追求民主自由的瘋狂歲月，還有不畏強權的高風亮節。然而，這份珍貴之處，卻無法激起後獨立世代的共鳴，因為被單向道的思維豢養許久後，終至忘了各種可能的想象。
 廖珮雯 |
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新聞系講師。曾任職東方日報新山辦事處記者。畢業自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和台灣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曾拍攝柔南原住民和邊佳蘭抗爭紀錄片。原本只想當個小學院的小講師，後來成為走入社會的記者。現期許在象牙塔培育擁有新聞自覺的下一代，希望當個行動派學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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