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書寫認據遇上不同的美學觀念，對於婆羅洲的書寫即發展出多元的書寫形態。這不必然直接就是美學意識的差異，而是涉及「鄉土」是「回家」的途徑抑或「在家」核心現場不同的認知方式。這也迫使我們進一步思考所謂旅台作家「扭曲了婆羅洲的真實面貌」的文學價值判斷，究竟如何把問題轉換至──藉由文學創作提出對「真實的」或「想像的」婆羅洲的思考與反思？「婆羅洲」是一個單數或複數空間的存在？
【文／魏月萍】
告別與替代認同的建構
「砂華文學」這個名稱最早見於50年代。那時反殖反帝氣氛嚴峻，東南亞各地紛紛爭取獨立或自治，砂拉越華文文學自然脫離不了當時的政治與文化氛圍，尤其是砂拉越左翼報紙與刊物十分蓬勃，無論是報紙副刊或文學創作都具有濃厚的左翼色彩，作家們關注邊緣人物、低下層人民以及勞動階層等弱勢群體。讀田農所編《馬來西亞砂拉越戰後華文小說選（1946-1970）》，便可清楚看出50、60年代文學關注的對象、創作理念以及它所反映出那時代人面對的思想意識與精神狀態。
特別是在砂拉越獨立前後時期，如何處理「認同的選擇」，「回去」或「留下」著實困擾著不少知識份子。那是「北歸」思潮熱烈熾長的年代。不少年輕人受到「祖國」的召喚，欲北上回去參加新中國的建設，但也有一些年輕人開始反思，究竟自己所認同的「祖國」和「母親」是誰？一如巍萌（魏國芳）的《可憐的孩子》，小說中描寫十八歲的阿牛在收到來自彼岸的信後，在北歸與熱愛自己土地之間掙扎，最終選擇留下來。
認同的糾葛，正是意識主體建立的起點，這當中重要的工作，是要處理自己和這塊土地之間的關係，而連接的問題是：該如何認知？如何宣示相互的關係？這時候，人們的感性或許比理性意識起更大的作用，探索與土地的親密性也意味著本土意識的滋長，而一旦確立了祖國對象的認同，告別便成了一種必要的儀式，才能清楚安頓「北望」的心理和精神嚮往。60年代「大馬計劃」的合併，更是增添了認同的困擾，不少東馬人在合併中感受淪為二等公民的屈辱感，雖說是脫殖，實際上卻是揉雜創傷的獨立。一直到今日，砂拉越人對「馬來西亞」薄弱的認同，更加強他們對地方的存在感以及地方依戀。
「地方」的依存感寄托著濃厚的「鄉土」意識，這個鄉土可以指向砂拉越，又或婆羅洲。在砂拉越，文學中的鄉土意識，不僅僅只是對地方歷史記憶的整理或紀錄，又或是通過人、景和物來建立所謂的「在地知識」（local knowledge），它的深層意義恐還包含對「馬來西亞」的內在抗議，因此須弱化與轉化政治上的認同，找到另一種安身立命的替代方案。於是「犀鳥之鄉」成為獨特的心靈和精神圖騰，在無奈被推進建國與合併的強制性認同中，找到自由呼吸的空間，成為寫作人「替代認同」（alternative identity）的精神寄托所在。讀田思《砂華文學的本土特質（評論集）》，以上的思緒紛至沓來，似乎無法輕忽略過。
「書寫婆羅洲」為主體式的書寫認據
在這部評論集中，「書寫婆羅洲」是貫串整部書的主要書寫理念。田思在書中說明「書寫婆羅洲」的原意是出自一種有賣點的文學書寫策略或閱讀位置，但我認為這恰恰是建立砂華文學身份認同的書寫方案。文學的身份認同，向來和政治、歷史及文化有多重的交涉，不容易被釐清，而作品本身往往是最好的認證形式。「認證」（identification）需要經過特定的程序，例如必須先進行領域範圍的認據，再宣示某種主體形態，之後再提供一定的書寫方向，例如應該寫什麼、反映什麼。扼言之，「書寫婆羅洲」即是一種主體式的「書寫認據」（claiming for write）。
有趣的是，當書寫認據遇上不同的美學觀念，對於婆羅洲的書寫即發展出多元的書寫形態。婆羅洲作為文化認同的鄉土，會面對書寫者抽離和貼近兩種不同書寫距離的態度。簡單來說「婆羅洲」作為「原鄉的想望」和「生活場域」所投射出的共存與共生感，將反映不同的書寫態度。這不必然直接就是美學意識的差異，而是涉及「鄉土」是「回家」的途徑抑或「在家」核心現場不同的認知方式。
這也迫使我們進一步思考所謂旅台作家「扭曲了婆羅洲的真實面貌」的文學價值判斷，究竟如何把問題轉換至──藉由文學創作提出對「真實的」或「想像的」婆羅洲的思考與反思？「婆羅洲」是一個單數或複數空間的存在？
由此，我們看見兩種廻然不同的文學姿態，可是巧合的是，兩種書寫認據都有共同的指涉，即拒絕承認「馬來西亞」以及提出對「馬來西亞」國家建制的批判，像李永平就不承認馬來西亞，而是認同於婆羅洲。因此在砂拉越，若論及「本土」，不像在西馬，直接就舉出馬華文學或馬華文化，它會牽引出「誰的文學」或「馬華文學」包含了誰、排斥了誰的複雜問題。
超越族群的本土認同
砂拉越學者吳誥賜在〈中文《海豚》中的砂拉越本土認同〉（陳琮淵、吳誥賜合編，《傳承與創新─砂拉越華人社會論述》，砂拉越華族文化協會出版，2011年，頁65-74）文中，曾表露非常直接的態度，他引用Daniel Chew看法指說：「認同是一個社群對一片土地、政體或生活圈子的態度、看法及情感，它是理性與感性的融合。本土，指的就是婆羅洲，或在本章中所指涉的砂拉越。本土認同或意識，基本上是反殖民主義的，它可以是殖民主義瓦解後所出現的新主體」。田思在書中的「本土」更強調文化自覺，尤其是珍惜婆羅洲的「多元性」，如他所說「多元民族、多元生態、多元景觀」。在這當中，如何表現與原住民之間相處的友族的愛以及綠色雨林，是兩大主要的課題。而「超越族群」亦是「書寫婆羅洲」的一個特色。
田思在文中把「書寫婆羅洲」的實踐也視為一種文學運動。書寫實踐從雨林、飲食、草木、原住民等，有意從不同文化的遞嬗演變，傳達砂華華文文學中不同於西馬的文字與文學傳統，並以區域性文學的差異，加強砂華文學的本土特色，形塑出書寫婆羅洲的本土文學聚落與社群認同。
從「書寫策略」、「書寫認據」到「文學運動」，實際上可視為本土認同建構的過程，賦予了「書寫婆羅洲」豐富與多元的指涉與意涵。田思的本土特質的勾勒，無論是自然雨林或山水、小鎮風光與人文風俗，抑或地景或街巷故事等，同步在形構婆羅洲或砂拉越的在地知識。如前所言，書寫認據在劃出一定的界限範圍以後，需要填補本土知識內容，才能提供讀者「指認」渠道，感受其內含的歷史與文化意義。
如此一來，「書寫婆羅洲」可以即是文學的，也是文化的，甚至也可以是政治的。它可以是在地的文學聚落，也可以是不在場的離散場域。它是開放的文學書寫系統，也是多元的認同社群。如此的婆羅洲，才能形成多方對話的文學與文化書寫空間。
*本文為田思《砂華文學的本土特質（評論集）》書序（吉隆坡：大將，2014年），此版本在段落和小標題上有所更動，特此說明。
 魏月萍 |
任教於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亞際書院「新馬辦公室」研究員。專業領域為中國思想史，也旁涉新馬華人歷史與文學知識生產研究。尤為關注文學公共領域、公共理性和歷史正義論述建構等問題，把知識實踐和批判視為學術人的天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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