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星洲論述，發表言論者必須是有代表性者，這代表著媒體權力，來自社會上流階層，須有社團政黨代表，媒體人掌握過濾的所有權力，表現為單向道、壟斷。由此推論，既然發言者被權力制約，制約權掌握在報章編輯手中，各種言論須被具有霸權思維的媒體把關人審核，還有什麼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可言？
【文／廖珮雯】
《星洲日報》（以下簡稱星洲）在2014年6月17日刊登〈回應劉鎮東：不做政黨應聲蟲，甘為媒體把關人〉一文，作出兩點聲明。第一點擲地有聲，顯現媒體人的骨氣和報格，絕對不以任何政黨的立場或政治人物的個人意願，作為報章的立場，讀來充滿熱血。
但是，第二點聲明，卻突然來個急轉彎，反對政黨的普通黨員通過報章發表個人觀點，皆因媒體除了追求言論和新聞自由，還具有媒體把關的角色。聲明強調，「在處理新聞和文告方面，需確保發言者具有足夠的代表性和合法地位。不具代表地位卻要任意代表黨組織發言，乃極其荒謬及混淆。」
第二點聲明讀來似乎以新聞學理論為論述基礎，丟出一些新聞學名詞，如「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和「媒體把關」。撰文者以為舞弄一些新聞學名詞，就可以增加其論述的邏輯正確性和合理性，進一步為報章的「新聞中立」形象粉飾太平，甚至把自己妝扮得很有「骨氣」、「不折腰」的大報。
請容我用邏輯論述。我的這段論述必須奠基於「媒體＝社會公器」這個基礎上。媒體＝社會公器，意味著：媒體所刊登的內容，必須以社會民眾為考量，言論以呈現社會多元狀態為準。
這個標準是新聞學理念，不是星洲編輯台的標準，也不是第一大報所擁有的權力，而是新聞學在發展的過程中，推崇媒體是民眾發言的平台，讓這個空間成為哈伯瑪斯說的「public sphere」（公共領域）。這是新聞學理念對媒體的一個定義之一（當然，現實是否如此，則須另外論述）。
另，星洲指出媒體把關，必須確保聲明發表者有足夠的代表性，我可以肯定地說， 翻遍新聞學書籍，沒有任何一條新聞學理念告訴你，必須「具有代表性」這個論點。
如果像不知名的受迫害的居民，面臨生存邊緣的原住民，被逼遷的小村民，選擇跳樓或臥軌的工人，這些都不是有頭有臉的人，也沒有代表性，他們都是芸芸眾生的普通老百姓。甚至是不會說話的動物植物，也不可能有「代表」。
但是，這些弱勢群體卻是念新聞的、有新聞學理念者，甚至是人文關懷者值得關懷的一群。若說要有代表性才能上報，這代表第一大報高層把新聞價值和新聞理念的定義權和詮釋權，掌握在他們手中。
而，這是有真正學過新聞學者，最不愿看到的現象：霸權、壟斷。最後造成新聞不自由、言論不自由。
這是一種「權力至上」的思維。第一大報恃著社會地位強大，擁有話語權，將扭曲新聞學理念的論述抓在自己手中，企圖通過類似文章，對社會灌輸錯誤的「媒體把關」的概念，然後又往自己臉上貼金，說自己追求「言論自由」。
這是非常危險的霸權意識，如果普羅大眾沒有新聞學背景，很容易就被這樣的霸權論述洗腦，甚至更恐怖地被「馴化」，然後乖乖地，毫無反抗意識地認為，第一大報所言，就是「至高無上」的新聞理念。然後，它可以在高舉「言論自由」的大旗下，繼續為自己的霸權思維塗脂抹粉，繼續地為一眾毫無分辨意識的記者和讀者群所崇拜和辯護。
按照邏輯推論，媒體＝社會公器，媒體權力，來自於社會、公民，這代表言論的多元性。
根據星洲論述，發表言論者必須是有代表性者，這代表著媒體權力，來自社會上流階層，必須有社團政黨代表，媒體人掌握過濾的所有權力，表現為單向道、壟斷。
由此推論，既然發言者被權力制約，制約權掌握在報章編輯手中，各種言論必須被具有霸權思維的媒體把關人審核，至此，還有什麼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可言？
星洲錯用了新聞學上的「媒體把關」的定義，媒體把關主要基建於新聞倫理，而非迫害言論自由、毀滅社會多元上。在新聞研究學界，媒體若在言論方面恃著「媒體把關」的權力，是必須被批判的。
 廖珮雯 |
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新聞系講師。曾任職東方日報新山辦事處記者。畢業自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和台灣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曾拍攝柔南原住民和邊佳蘭抗爭紀錄片。原本只想當個小學院的小講師，後來成為走入社會的記者。現期許在象牙塔培育擁有新聞自覺的下一代，希望當個行動派學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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