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體制與主流意識形態鼓勵貪婪，鼓吹將財富積累打造成信仰。作為主流電影的《竊聽風雲3》把地產弊端歸咎道德腐化，人性醜惡等因素，在揪出元兇、懲罰敗德者後封閉敘事維度，以收撫慰人心之效。編導最後對土地致以田園牧歌式的禮讚，但懷舊的立場無助於我們認清事實。
【文／曾龍文】
2014年巴西世界杯開踢前夕示威頻仍，在全球注目下，總算最後一刻順利舉行。之前各種訴求、上街遊行等抗爭也悄然退出世人視野。然而，這已足以讓人見識到桑巴民族氣魄驚人的反抗運動。
值得一提的是，在這波示威浪潮中，「無住屋工人運動組織」是其中力量最強的反對團體。自1950年代後，巴西迅速資本主義化，由此帶來的地產炒作使低收入勞工既買不起房子也交不出房租，準此，工人結集起來展開長期抗爭。世界杯上演的就是數百萬無殼蝸牛乘此良機孤注一擲，或佔領土地，或走上街頭，施壓政府正視民瘼。
遠在大洋彼岸的香港面對的住屋困擾有過之而無不及，一方面土地面積有限，另一方面無法掙脫財團控制地產的現實。以房地產為經濟支柱的香港，只有少數私人地產商可以購入土地，建造樓宇，攫取高額利潤，形成為人詬病的「地產霸權」現象。不像巴西擁有歷史悠久的住屋抗爭傳統，低收入者不受法制保障，被迫入住劏房忍受非人的居住環境。電影《竊聽風雲3》可說是針對香港由來已久的地產業弊病，以新界丁權為題材，勾勒土地買賣背後涉及的龐大利益，抨擊政商勾結、人性腐朽。
批判土豪權貴：久違的寫實港片
新界丁屋政策源於1972年，彼時英殖民政府在發展上有求於民，以優惠條件讓男性鄉民在自家農地上建屋自住。然而，在經濟騰飛的年代裡，香港自然也催生地產資本主義，於是丁屋政策在新界鄉民和外來地產商裡應外合下，從住屋需要變身為一門小本大利的生意。當村落裡無地建屋的居民還在吃飯和房租之間苦苦掙扎，擁地的「丁」則早已帶著巨額利潤遠走高飛。《竊聽3》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捏塑劇本故事，一開始講述新界地主聯同中國資金，聘用地痞流氓強取豪奪村民土地，甚至不惜謀殺反對者。殊不知，地痞也在精打細算，謀劃併吞所有資金和土地，建立自己的地產王國。
不能不說《竊聽3》有香港電影裡久違的社會寫實，令人驚喜。此時此刻，香港社會紛紛擾擾，除了白皮書和佔中議題沸沸揚揚，新界東北土地發展計劃也引來大白象的疑竇。職是之故，我們正需要一部為這風雲詭譎的年代留下印記的電影。本片來得正是時候，不管它走的是取悅觀眾的商業路線，還是進行嚴肅的社會批判，取材已足以引起人們對生存環境的討論、對話和反思。
惟從電影的執行度來看，《竊聽3》尚存不足。影片架構龐大，人物眾多，情節集中描寫劉青雲、林嘉華、方中信和林家棟分飾的「土豪四兄弟」，與曾江、葉璇、黃磊飾演的地主和財團之間的土地爭奪戰；當中又有外地富商吳孟達覬覦丁權土地，也少不了代表無辜一方的村民如周迅、羅蘭、錢嘉樂，而古天樂和吳彥祖潛伏在利益集團內收集違法證據，既為了個人恩怨，亦是為了公眾福祉。
犯駁的動機、人物關係和高潮
如此之多的卡士，《竊聽3》基本上做到人人有戲，沒有浪費任何一個角色發揮的機會。只不過，在故事人物行為動機、角色之間的關係卻力有未逮。例如古天樂既在一開始時願為兄弟背黑鍋，出獄後復又背叛他們，讓人摸不著頭腦。若是因與葉璇過往的戀情，被兄弟和曾江所破壞而暗生怨恨，人物情感描寫則又寥寥，未夠支撐起人物所作所為。另外，古天樂和吳彥祖的關係訴諸於大哥小弟亦屬兒戲（倒不如直接說成是古天樂僱電腦駭客吳彥祖對付土豪更符現實）。曾江和劉青雲由師徒關係逆轉為不共戴天的競爭對手，同樣頗為牽強。
這樣一來，主情節不免陷入一廂情願、肥皂劇式的衝突，表面看熱熱鬧鬧，但經受不起細究。最後一場的撞車高潮原是精準的商業計算，一方面固然是為了呼應開篇假造車禍的戲碼，另一方面是不可或缺的動作高潮。可惜，動作設計讓人啼笑皆非，所謂事不過三，導演在這場高潮戲讓關鍵角色「禮尚往來」似地一而再，再而三地互相撞擊，極像一場碰碰車鬧劇。香港電影一向缺乏尊重劇本寫作的傳統，未事前考慮周詳的故事、佈局和視覺設計，就很難有完成度高的作品，即使是拍片老手麥兆輝和莊文強也不能倖免。（陳果的《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同在此列）
在《竊聽3》中，反而是一些次情節更能觸碰到現實的痛處，例如丁權指的是「男丁」的建屋權力，那女村民呢？戲中作爲大地主後代的葉璇從私通父親敵手、策劃奪權到弒父，凸顯女性在傳統社會的去勢與反撲。另外，無論是村民和地產商之間的利益糾葛、傾倒廢料到土地威脅村民、村民內部的分裂，還是鄉紳土豪集聚一堂面不改色地變賣故土，任憑山河變色，皆讓人覺得似曾相識。最後一刻出場的駱應鈞，代表了與地産商沆瀣一氣的腐敗官員，恐怕也是《竊聽3》最具寫實色彩和社會意義之筆。
制度根源：壟斷性金融資本主義
當然，作為主流電影的《竊聽3》不免把地產弊端歸咎道德腐化，人性醜惡等因素。故事在揪出元兇、懲罰敗德者後封閉敘事維度，以收撫慰人心之效。編導最後對土地致以田園牧歌式的禮讚，但懷舊的立場無助於我們認清事實。實際上，在晚期資本主義時代裡自由資本組織化、國際化，並由國家維護壟斷集團的利潤，放任不動産資本炒作，屢見不鮮。所以，重點不是人性黑暗導致法治不彰，恰恰相反，是體制和主流意識形態鼓勵貪婪，鼓吹將財富積累打造成信仰（套一句好萊塢電影《華爾街》（Wall Street）的經典台詞：「貪婪是好的 Greed is good」）。
蟻民期盼良心官員打救，無異於盲目等待電影裡的個人英雄主義；而寄望國家法治主持公道同樣遙遙無期，因爲當政治介入經濟（或經濟介入政治）與跨國財團携手，社會管理與壟斷資本追逐最大利潤的目的矛盾，政治系統也就無法産生合理的决策。香港是活生生一例，被譽爲華人地區自由民主代表的臺灣亦無不深受資産投機之苦？臺灣低薪資、高房價已是不爭的殘酷現實，先是「都市更新計劃」鬧出文林苑案，近來國民黨政府又與財團共同涉入「航空城計劃」激起民憤。
不論巴西、香港、臺灣或馬來西亞，我們遲早都面臨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地産泡沫化問題。當人人著重土地的市場利益交換價值多於使用價值，不難預料，土地商品化的意識將帶來無止盡的開發，拒斥人文歷史關懷，把追求最大利益奉為圭臬。這種「常識性」的圖利原則極可能反身腐蝕社會關係，使得政治、經濟、文化和自然環境災難接踵而來。
 曾龍文 |
電影愛好者，業餘影評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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