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禁忌的解放，是測量一個國家民主化所賦予社會自由重要的一環。尤其是過去隱密的資料，無論是五一三事件的歷史檔案、馬共的黨記錄、戰役策略、報紙資料文獻等逐漸向「公眾開放」，不受限於學術研究與討論，而是允許公開討論，才能回歸民主對個人自由意志實踐的尊重，讓被權力截斷的歷史回到「公共」的場域，歷史正義的追求才有實踐的可能。
【文／魏月萍】
2012年12月29日，在新加坡藝術之家舉行了《砂拉越共產主義運動歷史對話》以及黃紀曉回憶錄《烈焰中追夢：砂拉越革命的一段歷程》的新書推介。黃紀曉在發言當中，批評官方以意識形態為歷史定位的判準，把「砂共」視為破壞社會的惡勢力，等同於「共匪」和「暴徒」。他呼吁要還予人民正義，給予當初投入爭取公平社會運動，具有社會主義理想的年輕人公平的歷史對待，同時提出建立歷史標準、尋找歷史根源，以及彰顯歷史精神等問題。
黃紀曉的發言引發在場學者的回應，不少學者認為歷史應該回歸事實和真相，而非輸贏。但要逼近真相總有許多窒礙，我們所想像的正義世界也模糊不清。尤其是有關歷史正義的論述，受到不同的歷史觀、正義觀，甚至是政治與族群觀念的影響，往往折射出對於歷史正義（historical justice）追求的不同形態。歷史正義涉及如何評價歷史，對集權統治所掌控的歷史進行再梳理與詮釋、發掘真相，藉以凝聚社會的集體記憶，重建政治認同，其中又牽涉公正、平等和合法之間的錯綜關係。
自2000年至今，不僅是砂共，馬共及左翼份子都出版了大量歷史書寫、回憶錄或文獻資料編著等，試圖重返及還原當時的歷史現場，求索歷史正義的平反。縱觀目前的歷史書寫成果，多半關注在事件史（戰役史）、個人回憶以及黨史的整理與記錄，對於如何判斷歷史，歷史的思維方式則較少被討論。也許這正開啟對正義世界的想像與歷史正義追求的討論契機，進一步檢視我們對正義和歷史正義的認知判斷。例如，所謂的「正義」和「歷史正義」，二者雖然相互關聯，並非是直接等同的概念。另外，該如何建立歷史正義的標準與原則？對於正義和不義的合理判準是什麼？
消音與噤聲歷史的平反
50、60年代的新馬社會，處在反殖、反帝與尋求獨立時期，各種思潮與意識形態互相衝撞，紛紛尋找心目中理想的新國家與社會秩序。民族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以及馬來亞意識等，構成各不同群體的思想認同。這些思潮相互交融與衝撞後，漸序影響馬來亞與新加坡的建國思想意識。馬來西亞民間學者孫和聲在80年代〈也談建國的理想〉一文中，曾提及建國理想原則之一是「歷史性延續或歷史基礎」。而馬來西亞是一個多元族群國家，種族之間受各自主觀價值判斷的影響，因此需要一種「正義世界」（Just world）的主觀價值，使客觀的情形能調適於本身固有的正義世界。
在馬華社會，社會正義、司法正義、歷史正義和土地正義等向來是華人社會面對強勢與不公政權提出的訴求。在這當中，爭取歷史正義的行動最為顯著。華社追求歷史正義，不只試圖「重寫」或「重建」邊緣歷史（被壓迫的歷史），抗衡國家以暴力對待歷史的「非正義」行為，反撥掌握歷史詮釋權力的官方歷史。它也包括「真相追尋」、「族群承認」以及「國民和解」的目的，其中如何釋放被壓抑與噤聲的歷史記憶，建立具各族群共識的「共享歷史」（shared history）便至關重要。
以馬來西亞在1969年發生的種族衝突事件為例，史稱「五一三事件」歷經了四十五年之久，依然是公開討論的禁忌。官方通過掌控歷史檔案來禁止該事件的論述，華人在事件中則被指責為肇事者。衝突事件成為統治階層實行治理正義的合法理由，在修復族群資源不平均名義下，實行以馬來主權為固打制依據的新經濟政策。因此，對五一三事件歷史正義的清理，實際上也是連帶對70年代影響廣泛的新經濟政策正當性的反思，換言之，那不僅是打開歷史黑箱的可能，也間接打開了被禁止挑戰的馬來主權與固打制的分配問題，直叩族群地位與公民身份平等性與公正性的正義訴求，擺脫華人為「代罪者」的角色。
「失敗者」歷史的承認
相較於「五一三事件」的歷史正義，馬共歷史的正義追求更為多歧，不僅是「國家」對應「馬共」強勢與弱勢歷史詮釋權，最為尖銳的是如何看待馬共內部鬥爭及2000年後前馬共歷史文獻整理出現各方說詞的問題。馬共總書記陳平在《我方的歷史》直言說：
「歷史是活存下來或繼承其戰利品的人對事件的文字證詞或詮釋。在軍事衝突上，歷史必然是勝利者最終留在圖書館及檔案室的觀點。支配者及較強勢的那方，至少在他們有生之年，總有辦法阻止人們窺視那些把他們描為他們不想要的角色的文件。所以你會有許多三十年、五十年，甚至七十五年的機密文件。有些甚至不曾被公開過，避免讓勝利者面對歷史反省時的難堪。這是為什麼勝利者很少被嘲弄的原因。」（陳平，《我方的歷史》，頁9-10）
面對國家與馬共之間不平等歷史詮釋權，出現了「勝利者」與「失敗者」的兩方。陳平的《我方的歷史》有一部份採取倫敦解密報告書，提供了解英政府在1948年緊急狀態各項命令背後的真正意圖。他坦言呈現自己一方的歷史，是旨在平衡一邊倒的文檔。在《我方的歷史》中，陳平承認是失敗者，陳述中表明縱然在革命中不能贏，卻也沒有因為和政府簽定和平協議而覺得蒙羞。馬共走出森林的決定，以和平與平等為理念，對陳平而言，馬共歷史正義的捍衛，實際上也是馬共尊嚴的守護。
從「正義」的角度思考，陳平對「我方」要求同樣享有「人」的平等待遇，以及「我方歷史」在歷史評價上取得公允的位置，挑戰了「正義是強者利益」的說法。潘婉明曾尖銳的指出，陳平在《我方的歷史》的陳述「都不斷地在『我方』和『我』之間發生角色跳躍」（〈附錄二／馬來亞共產黨〉，《南洋人民共和國備忘錄》），陳平習慣用「我」來說明自己的地位和信心，但在檢討馬共鬥爭所犯下的各種錯誤時，又把自己和大多數意見切割。這足以引發個人傳記所承擔的歷史功能，以及是否尚須其他的馬共缺席者來填寫歷史現場的反思。
如果說「五一三事件」的訴求在於「平反」，「馬共歷史」的正義訴求則在「承認」。「承認」的基本含義是指個體與個體之間、個體與共同體之間、不同的共同體之間在平等基礎上的相互認可、認同或確認。但陳平逝世後的際遇，卻說明「承認」的困難，他的遺體無法如願運回安葬在他的家鄉實兆遠。這事引發人權正義和歷史正義的爭議，包括是否符合馬共在1989年和馬來西亞政府簽署和平協議所取得的諒解與協議精神等問題。
開放公共討論的場域
由此可見，無論是「五一三事件」或馬共所欲伸張的歷史正義，始終受政治權力的支配以及歷史詮釋權的壟斷而窒礙難行。此外，對新馬左翼（或馬共）歷史的忽視，對於正義世界與價值的不同想像與建構，將影響我們對新馬當代歷史的認識與判斷，有必要重新挖掘被官方敘事或書寫權力遮蔽底下的歷史敘述，並且討論究竟我們需要怎樣一種正義的理念和價值觀？
歷史禁忌的解放，是測量一個國家民主化所賦予社會自由重要的一環。尤其是過去隱密的資料，無論是五一三事件的歷史檔案、馬共的黨記錄、戰役策略、報紙資料文獻等逐漸向「公眾開放」（public release），不受限於學術研究與討論，而是允許公開討論，才能回歸民主對個人自由意志實踐的尊重，讓被權力截斷的歷史回到「公共」的場域，歷史正義的追求才有實踐的可能。
 魏月萍 |
任教於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亞際書院「新馬辦公室」研究員。專業領域為中國思想史，也旁涉新馬華人歷史與文學知識生產研究。尤為關注文學公共領域、公共理性和歷史正義論述建構等問題，把知識實踐和批判視為學術人的天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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