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澎杉在新加坡籠罩在錯愕、遺憾與哀愁的時刻，用其浮誇的風格和逾矩的行動，去戳了國人的痛處，換來一場刑獄。然而他向國人乃至國際示範的，卻是捍衛他人反對他的言論自由的自由！事實上他讓仇視他的人處於尷尬，他們追求和享有言論自由作為普世的價值和原則，他們同時主張「言論自由不能沒有限制」來否決他的權利。他叼一根香蕉上庭的形象深植人心，他獲釋時滿眼驚悸的畫面也震驚了不少人。我們可以不認同他的言論和行動，甚至可以不喜歡他，但我們不能因為他的態度甚至因為他「樣衰」，就同意國家把他關在監獄或精神病院。
（照片來源／Six-six.com／Reuters／Edgar Su）
【文／潘婉明】
當余澎杉用幽／默的方式上載新視頻，他以慢動作取一顆堅果類的「食物」放進嘴裡，表示他已恢復進食，我們看到他用一臉頑皮和靦腆，宣告衝撞國家的行動。
余澎杉在國喪之際將一則自拍短片上載到YouTube，他在片中批評已故前總理李光耀，把宗教牽扯進來做了不適切的比喻，又開了逾越身體界線的玩笑，讓本可以單純定位為政治批判的焦點轉移了。余澎杉隨即被捕繼而控上法庭，在案件審理過程中因多次違反保釋條例一再加重保金，他戲弄媒體和大眾，又在法院前遭人當眾摑掌，引起熱議。
余被羈押期間，他的代表律師揭露獄方對他進行精神折磨並令他產生自殺念頭。及後他被轉移到心理衛生學院接受評估，不久傳出絕食送醫的消息。同時，臺灣、香港、馬來西亞各地都有公民團體隔海聲援，聯合國人權事務辦事處也發表聲明，呼籲新加坡政府釋放他。7月5日，新加坡有數百人在芳林公園集會，表達釋放余澎杉及支持言論自由的訴求。6日，余被判刑4周，自還押日算起，當日刑滿出獄。不過律師表示他將會提出上訴。
（照片來源／AsiaOne.com）
「非典型」小孩震動獅城
余澎杉步出法庭時神情委頓，跟他早前邊走路邊吃香蕉的經典形象判若兩人。許多人認為他受到「應有」的教訓，此事也該告一段落。其實「余澎杉事件」至此才是反思的開頭。它的整個過程就像石子打落湖面，漣漪過了水寂無痕，但餘波蕩漾，觸動了向以保守本份著稱的新加坡人不得不在他們作為國民、成人和家長的諸多角色和身份之中，面向這麼一個「非典型」小孩。
事情發展以來，輿論一直呼應控狀，在傷害宗教情感和散佈猥褻圖像之間打轉，同時也訴諸道德倫常，指責余不應在國喪期間作出冒犯逝者及其家屬的言行，因此「不禮貌」、「沒家教」也成為留言關鍵字。不過我認為這整起事件最值得關注的部份，是這個未成年人如何獨力向國人展現捍衛言論自由，和捍衛反對言論自由的自由的力量。
「余澎杉事件」的核心在於言論自由作為普世價值的正當性。言論自由要不要設限一直都還有很多思辨的空間，但當一個未成人用極其誇張的方式來表達他的主張，成人世界的追殺絕非言論自由最正當的界線。言論自由的範疇不應該根據發言者的年齡、身份和姿態來決定。
相較之下，我們從圍剿余澎杉的話語裡，真正見識到言論自由無極限，也無下限。同樣作為個人，網路留言者對余澎杉的謾罵、污辱和恐嚇，若根據他們指控對方的標準，早已構成犯罪，但他們站在家長式的道德位置，不但享有充份的言論自由，同時也享有限制和否決他人享有相同權利的自由。
反動修辭力量發酵
學者赫緒曼（Albert O. Hirschman，上圖中）提出反動修辭的三種類型，即：悖謬論（適得其反）、無效論（徒勞無功）和危害論（顧此失彼）。他指出，在現代文明世界裡，一個人要抗拒進步價值是很難啟齒的，因此他必需戴上面具拐個彎，抓住進步觀的破綻，狡黠而有效地轉移焦點，來反對進步的主張和實踐。典型的反動修辭總是用「我同意你，但是……」來達成策反的任務：當我擔心我「進步」的想法有可能助長了歪風、多此一舉，甚至構成危害時，難免心生疑慮，繼而退怯、作罷。
許多新加坡人被余澎杉的大膽和狂妄觸怒、驚倒。當我們看到連向來較有批判性的網路公民（The Online Citizen）英語讀者群和「新國志」的華語追蹤者都出現反彈聲浪時，這正好說明反動修辭的力量發酵中。人們對政府的反感沒有超出他們作為國民的不滿以及作為家長的不安，而當時正值舉國哀慟送別國父，余澎杉的言論和行動遂從「不當」被放大到「不法」。
不過赫緒曼就上個世紀80年代所提出的見解也有不適用之處。在當今網路時代，人們就「進步」有了更複雜、更物質甚至更「退步」的進化。虛擬世界固然可以匿名，但當人們選擇以具名的方式，公開以衛道者之姿，真心認同威權與壓制，並且不加修飾地質疑民主、人權、自由等普世價值為西方陰謀，認為毫不節制的開放才是傷風敗德且不合適東方國情時，反動的修辭根本不屑披著「進步」的外衣來執行破壞的論述。他們肆無忌憚暢所欲言。
余澎杉獲釋時滿臉疲容神色頹靡，卻被質疑為演戲。有人罵他活該，都是自找的，誰叫他自己不肯罷休落此下場？有人嘲笑他笑容不再，問他「香蕉呢」？許多人對他一頭亂髮很有意見，讓他回去剪頭髮！有人宣稱國有國法家有家規，他是罪有應得；有人覺得他應該受點教訓，但也有人不相信他受到教訓了，還認為刑期太短，何不鞭打？有人覺得他不知悔改還提上訴，等著好戲上場；有人不認同他年紀小小如此狂妄放肆，指責他的母親慈母多敗兒；還有不少人就國際的聲援提出抗議，叫外人別管太多或管好自己！
（照片來源／Six-six.com）
檢驗發言者「身份」正當性
這種以我群為框架，以誰是／不是「公民」為前提來確認論者的發言資格，本身就是一種放任自己的言論自由來達成他人的言論不自由，但晚近幾年在新加坡，這種論述越發佔據主流位置，迅速擴大了我群和他者的分野。但凡謀殺犯罪、行竊詐騙、不法交易、交通事故、地鐵霸凌、隨地便溺等等等，一經揭露，事無大小必先追問當事人的身份：公民／永久居民／外國人？繼而用同樣的指標檢查論者的發言正當性。
「公民」以愛／不愛國作為門檻，小事揶揄，大事怒目。這種區異預設了公民＝愛國的必然關係和強大聯結，反應的卻是國人內心的脆弱。任何事涉及「外／國人」，他們的神經就很輕易地被挑釁，他們的情感就很容易受傷。這是近年來政府不斷違悖人民意願的施政所帶來的集體傷害，以致於任何一點瑣事，都能讓原本不那麼敏感／銳的人無所適從，一下被激怒。而這種內心的空虛在強人逝去之際，更為複雜，達到高點。
余澎杉正是在全國籠罩在錯愕、遺憾與哀愁的時刻，用其浮誇的風格和逾矩的行動，去戳了國人的痛處，換來一場刑獄。然而他向國人乃至國際示範的，卻是捍衛他人反對他的言論自由的自由！事實上他讓仇視他的人處於尷尬，他們追求和享有言論自由作為普世的價值和原則，他們同時主張「言論自由不能沒有限制」來否決他的權利。
有論者認為，比起追殺少年的毒舌派，沉默大眾的心態更為恐怖更為扭曲。我認為究責沉默者未必公允，他們可能只是冷漠，只是畏懼，慣性置身事外。「余澎杉事件」的另一個可貴之處是，除了國際聲援，國內的同情和支持比預期的多。余澎杉展現出跟這個國家極不相同的氣質，他以身試法明知故犯卻沒有就範，他讓人們見識到超出理性的勇氣，也讓人們見證國家暴力。
他叼一根香蕉上庭的形象深植人心，他獲釋時滿眼驚悸的畫面也震驚了不少人。我們可以不認同他的言論和行動，我們甚至可以不喜歡他，但我們不能因為他的態度甚至因為他「樣衰」就同意國家把他關在監獄或精神病院。
 潘婉明 |
自由撰稿人、專欄作者。政治大學歷史系、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研究所畢業，現為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博士候選人。研究興趣包括馬共歷史、華人新村、左翼文藝與性別關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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