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運動本就強調自主性與獨立性，方能取得群眾信賴，針對各類社會議題發聲。這並不表示社運與政運難以協作互動，而是強調合作時的主體性，以及平等的合作平臺。否則，社運猶如被政黨綁架，在政黨輪替的優先目標下，無條件為在野黨提供服務。此刻，納吉政權醜聞不斷與民聯的分裂造成國內政局動蕩，各類社會議題重新湧現，正考驗公民社會力量，如何呼應與帶領民意，推進民主轉型與社會變革。面對貪腐政權，人民早已怒不可抑。我們，還在等什麽？
（照片來源／Wong Tack: “I am wrong”）
【文／江偉俊】
2013年505馬來西亞大選前乃社會活躍期，政治社會運動群情激昂，各類社會動員發揮得淋漓精致。相比選前的群起雲湧，選後社會運動陷入低靡狀態，疲憊不堪。當政黨輪替之夢碎，52%的選票無法兌換等值的國會議席，失望之大亦讓社運退潮。此後的多次集會動員清楚顯示，群眾熱情已不在。
然而，仍不乏評論者與社運分子號召社運組織繼續為政黨政治服務，以期為下屆大選變天及兩線制努力。其中，部分社運人士號召前往關鍵選區從事社區耕耘，讓在野聯盟在國會中增添席次。此外，亦有提議華青團體下鄉服務馬來社群，藉此打破種族藩籬，解除馬來族群的不安感，而願意將選票投給民聯的三個非族裔政黨。這類建議僅以策略導向，以政治考量優先，缺少了社運應有的自主性與社會改革理念。
此刻，面對分裂在即的民聯，在野聯盟的挫敗也許是馬來西亞社運反思與政黨合作關係的最佳契機。
（照片來源／The Rocket）
不對等的合作關係
「壯大反對力量，推動兩線制」乃社運與民聯合作的中心思想。以政改推動社改，以政黨輪替推動國家民主進程，則是社運采取的基本策略。誠然，此思維策略可謂改革國家體制的捷徑，卻也導致社運與政黨的合作關係往政黨方向傾斜。
在民主國家，政運與社運擁有一定的合作默契並不稀奇。馬來西亞建國至今逾六十年，政黨輪替仍未實現，兩線制雛形雖在卻相當脆弱。基於對政改的共同期許，社運組織與評論者對在野黨顯得格外包容，即使批評也是欲言又止。這類著重「主次矛盾」的分析模式，讓民聯三黨暫時免受公民社會的嚴格監督，後者亦會不時自動請纓、毛遂自薦「協助」民聯，為求加快政黨輪替的步伐，解決主要矛盾。
以恢複地方議會選舉為例，此課題乃社運組織的長期訴求，而反對黨（公正黨與行動黨）競選時也信誓旦旦，承諾一旦執政定會著手推行。兩屆全國大選已過，說好的地方選舉、民主第三票卻仍舊只聞樓梯響，胎死腹中。其中，民聯執政州屬——雪蘭莪與檳城，幾屆州行政議員皆高調宣稱其任內必還州內選民第三票。惟政治現實並非如此，最終也只能以法律上與技術上的理由諸多推搪，冷待社運組織建議「先選後委」的可行性。
雖然州內社運組織組成聯盟，以推動地方議會選舉的議程。但礙於中央政權輪替的理想，其批判與監督力度仍有所保留。同時，社運界與評論界也傾向冷處理此課題，以免影響人民對民聯的觀感與在野聯盟的合作關係。
（照片來源／The Malaysian Insider）
將權謀鬥爭合理化
2014年雪州公正黨內鬥升溫，州務大臣卡立與公正黨署理主席阿茲敏互不咬弦。爾後該黨加影區州議員借故辭職，以制造州議席補選。此補選乃為實權領袖安華度身打造，待其勝選後順勢接替卡立成為雪州大臣。此舉立即引起社會嘩然，贊成與反對皆有之，但支持論調佔盡上風，批評言論則被指不識大局。
評論人隨後也相繼撰文相挺，借以政治需要與民主進程云云，試圖將論調拉高以淡化黨內糾紛色彩。實則，不管是地方包圍中央抑或民主必要之陣痛，任何堂而皇之的理由皆無法掩飾此補選乃因公正黨無法處理黨內權力紛爭所致。倘若加影補選乃因政策理念差異而產生的權爭，人民尚且能包容；然而，它卻是因權力分配與黨內派系惡鬥所致，豈能自外於批評？簡言之，動輒以補選公投解決黨內糾紛的方式解決，必然影響人民對該黨的信心。
最後，加影補選因安華肛交案罪成無緣上陣，轉由其夫人暨公正黨主席旺阿茲莎（Wan Azizah）領軍。公正黨雖守土成功，然而大臣風波卻日益加劇，激化了民聯內部矛盾也讓雪州王室伺機介入，進而引發雪州憲政危機。
由公正黨內鬥引發的「加影行動」是神來之筆，抑或一大敗筆尚具爭議。無可否認的是，社運與評論界對在野黨總是包容憐惜，缺少應有的監督與批判，往往有意無意的試圖美化、甚至合理化這場爭議性的政治權謀。
（照片來源／Today Online／The Malaysian Insider）
動員疲弱制衡乏力
自伊斯蘭刑事法爭議到伊黨開明派出走後，民聯破局已是鐵一般的事實。在舊政治聯盟的崩壞，新政治聯盟尚在萌芽期間，反對運動的力量自然也被削弱。「一個馬來西亞發展公司」（1Malaysia Development Berhad，1MDB）弊案涉及公款數額之大史無前例，一國首長被外媒指控涉貪也讓馬來西亞成為國際焦點，公民社會卻未能及時有效地回應與施壓，無法善盡公民監督的角色。
後505的失落感加上民聯的解體使得國內反對力量陷入群龍無首，陷入混亂的窘境。民間團體，如凈選盟在505後已無法有效串聯與整合公民社會力量，綠色盛會黃德入黨參選失利後也沈寂無聲。民間社運聯盟難以號召國內各類組織，集體研議為公共利益發聲。因此，一馬公司弊案爆發至今，社運組織仍未能主導社會輿論，以更強硬的姿態提出批判。
此外，長期依賴政黨，尤其伊斯蘭黨的動員力量，使社運忽略了組織基層的重要性。工農運動在馬來西亞並不常見，也缺乏組織者願意投身經營。在《1971年大專法令》箝制下，學運已不再是社運主流，學術人員亦甚少對社會議題發聲。工人、農民與學生的缺席，導致現有社運組織無法確保集會動員的基本盤，只能以小眾的快閃突顯議題，實難進行大規模的群眾抗爭，更遑論施壓與談判籌碼。至此，缺少動員力量的社運組織，與政黨在社會議題的配合時，往往難以掌控議題走向，陷入被動地位。
為政黨輪替目標服務？
社會運動本就強調自主性與獨立性，方能取得群眾信賴，針對各類社會議題發聲。這並不表示社運與政運難以協作互動，而是強調合作時的主體性，以及平等的合作平臺。否則，社運猶如被政黨綁架，在政黨輪替的優先目標下，無條件為在野黨提供服務。
此刻，納吉政權醜聞不斷與民聯的分裂造成國內政局動蕩，各類社會議題重新湧現，正考驗公民社會力量，如何呼應與帶領民意，以推進民主轉型與社會變革。面對貪腐政權，人民早已怒不可抑。我們，還在等什麽？
 江偉俊 |
瑞典烏普薩拉大學歷史系碩士，現任職於非營利文教組織。長期關注馬來西亞民主與人權進程，並熱衷於族群關係、語言權利與社會凝聚力等課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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