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必有價值取向，《傳播法規》的教程設計也應有明確的價值和道德取向，而非偽裝價值中立。傳播院系不是法學院系，《傳播法規》對法條、程序和判例的學習，不必也不可能像法學院教學那樣深入和細膩，但範圍則應相對寬廣，超越法條、程序和案例的討論，兼顧對這些法規生成的歷史、政治、社會與經濟因素之探討。
【文／莊迪澎】
《傳播法規》（或《媒體法規》）是大學傳播課程的主要科目（若非必修科），不論是歐美或亞洲的大學，幾無例外。然而，《傳播法規》教程的思路如何、怎麼設計、教些什麽，不僅應有地域之間的差異，即便是同一個地區如亞洲，亦應因各國之脈絡有別而有不同的思路。
例如，歐美國家的《傳播法規》課常見將「倫理」（Ethics）併入，形成《傳播法規與倫理》之類的科目。此思路符合歐美國家的脈絡，因為在民主相對成熟的歐美國家，新聞自由不僅得到尊重，還享有憲賦保障（例如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闡明政府不得立法管制新聞自由），加之以媒體高度商業化，傳播法規的主要職能不是限縮新聞自由，而是處理與媒體有關的倫理問題，例如保護隱私權、暴力與色情、淫褻及不雅、仇恨內容等等。
將這些以歐美社會環境為具體服務對象的教程移植到馬來西亞，就會與實際社會情況脫節，甚至格格不入。可惜的是，我們只要花點時間檢索，就會發現本地不少大學傳播院系（尤其是私校）的課程設計也將傳播法規和倫理併為同一科目，甚至原原本本照抄《傳播法規與倫理》的科目名稱。據我的觀察，原因至少有兩個：（一）這些大學因與外國友校合辦學分轉移或「2+1」之類的學士學程，故課程設置以外國友校爲準；（二）本地大學自主開發的學士學程（homegrown degree programme），也採用《傳播法規與倫理》，是因為課程規劃人並無「主見」，照抄外國傳播院系的課程設計交差。
《傳播法規》，教什麽？
教育必有價值取向，依馬來西亞的實際社會脈絡而言，傳播法規和倫理併為同一科目，將導致此一科目成為「馴化」學生的意識形態工具。畢竟言及「倫理」時，必是指涉社會多數人公認良好的言行，將傳播法規與倫理併為同一科目，就賦予傳播法規一個正面、公義的認知，仿佛這些傳播法規的主要職能乃維護甚至培養社會的風序良俗，等於合理化了這些法規之存在價值。而且，既然倫理是導向可欲的良好行為，它就不可能是「惡」的，「守法」也就成了一種應然行為，而不是選項。
然而，實際的情況是，雖然馬來西亞的一些傳播法規也管制公共道德（public moral）和色情內容（例如《1998年通訊與多媒體法令》禁止猥褻內容），但是它們的主要職能和目的是處理政治問題，而非倫理問題――例如《1948年煽動法令》在1969年「5.13事件」後修訂、《1972年官方機密法令》在馬哈迪政府的金融醜聞此起彼落的背景中修訂。換言之，馬來西亞的傳播法規的關鍵話題是政治干預、言論自由、新聞自由，是以傳播法規中的「惡」性不言而喻，而既然是「惡法」，「守法」就不應是應然行為。因此，將傳播法規與倫理併為一科，真的是搞不清楚狀況。
本地傳播法規教學的另一問題是，傳播院系主事者常會迷信於「法律專家」，以為應由有法律專業背景的律師講授傳播法規才「專業」，故會邀請律師（或有法學學歷但沒執業的人）授課。這之所以是「問題」，有兩點：
（一）無論我們喜歡與否，法律的主旨都是在管制人的行為，劃分「Do」和「Don’t」的分界線。請律師授課，極可能就是朝「服從」、「守法」、「避免誤踩禁區」這些方向授課，告訴學生從事媒體業可做什麽、不可做什麽。馬來西亞一些媒體不時會邀請律師給編採人員上課，就是講這一套。
（二）在馬來西亞，我很懷疑有多少位律師真的懂傳播法規。畢竟，相對於一般案件，與媒體有關的官司並不常見，並非有利可圖的業務領域。我們知道很多律師專門處理產業買賣、離婚、刑事案，雖然有些資深律師專長於憲法法律、誹謗案，但專長於傳播法規的律師，確實少見。最終可能就是照本宣科，局限講解法條內容等法律技術層面的知識；對於傳播法規的「法律」以外的政治、社會因素和價值的問題，幾無涉獵。
兼顧在地政治社經因素
誠如前文提到，教育必有價值取向，《傳播法規》的教程設計也應有明確的價值和道德取向，而非偽裝價值中立。傳播院系不是法學院系，《傳播法規》對法條、程序和判例的學習，不必也不可能像法學院教學那樣深入和細膩，但範圍則應相對寬廣，超越法條、程序和案例的討論，兼顧對這些法規生成的歷史、政治、社會與經濟因素之探討。
因此，《傳播法規》這門課與媒體倫理分家，不應是一個替代方案、不應是選項，而應是一個應然方案。在馬來西亞的脈絡裡，《傳播法規》的教程應涵蓋下列三個部份才算是相對完整的理想類型：
（一）制訂和修訂每一道傳播法規的歷史、政治、社會與經濟背景，以及動機――例如馬哈迪在1980年代兩度修訂《1972年官方機密法令》和《1984年印刷機與出版法令》，與當時的政治危機和金融醜聞有何關聯？納吉又為何在2011年宣佈廢除《1984年印刷機與出版法令》中關於每年重新申請出版準證／印刷機執照的規定？這些內容是讓學生瞭解，立法並非在「真空」裡完成，而是執政黨出於政治利益考量的結果，進而思考這些法規是否合理和正當。
（二）瞭解個別法條重點乃必不可少，但在研讀法條之前，應先學習馬來西亞的司法制度，包括法官的任命程序和司法獨立的問題。這是因為，不將法條置於具體司法制度的脈絡裡，無法深刻領悟為何類似的法規／法條在其他國家問題不大，在馬來西亞卻足以成為打壓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利器。
（三）學習《傳播法規》不應是學習「服從」、「守法」，而是認識它之後，學習「置喙」、「批判」和「更替」（alternation）。因此，《傳播法規》教程不但應該以批判性視角質疑各道法規的正當性，亦應引導學生探索「更替」的可能性，例如以《資訊自由法令》取代《官方機密法令》、以民間的媒體監督機制取代官方的監視制度，等等。
 莊迪澎 |
傳播「學／術」兩棲，長期觀察支配媒體業的政經因素、主張推廣媒體教育是新聞自由運動的重要工作。先後擔任馬來西亞新紀元學院媒體研究系創系主任、已停刊的《獨立新聞在線》創刊總編輯、南方大學學院傳播系的課程設計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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