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聯在505後的內鬥與分裂，從雪州大臣危機、丹州伊斯蘭刑事法爭議、安華案抗爭三黨不同調、行動黨與伊斯蘭黨保守派交火、伊斯蘭黨保守派與開明派交鋒、巫統向伊斯蘭黨保守派招手組織聯合政府，其實無一不是四派的縱橫攻守。只要攸關意識形態瓶頸的認同與利益，一日不解除，「黨國派」必然見縫插針，民聯內鬥也就無可避免。
【文／黃進發】
為什麼十七年前「安華案1.0」爆發時，示威群眾最高峰時高達20萬人，十七年後「安華案2.0」爆發一個月後的307示威，最高峰也只有一萬多人？
最普遍的解釋之一是「政治疲乏」：在505之後，公眾看不到參與示威的效應，儘管對時局不滿，卻覺得事無可為。而「政治疲乏」的最普遍解釋之一就是在野黨內鬥不斷，讓反國陣選民覺得朝野政客其實相差不遠。
這樣推理下去，問題都在政治人物與政治體制。在政治人物與政治體制改變之前，只有奇蹟發生，改變才有可能發生。
允許我提出另一個解釋：公眾熱情冷卻的真正原因是民聯已到了意識形態的瓶頸。
十七年前，安華是毫無懸念的馬來人領袖，但是，非馬來人卻普遍對他的過往記錄和未來願景都存疑，擔心他上臺會不利少數族群。十七年後，安華變成非馬來人全力擁戴的馬來西亞人領袖，但是，許多馬來人卻懷疑安華會被非馬來人選民控制，擔心他上臺後會出賣本身族群和宗教。
換句話說，十七年的最大變化就是安華在政治定位上成功轉型，換了基本盤。
馬來群眾會因為「馬來人忠良」被迫害而站出來，義無反顧。相反地，非馬來人支持者自1969年以降就害怕示威會成為他方製造暴亂的口實。這種恐懼在2011年「淨選盟2.0」 大集會各族群禍福與共，面對警察暴力後雖然有所減少，然而，非馬來人參與政治性示威的意願始終比馬來人來得低。
因此，被迫害的「馬來西亞人忠良」肯定無法像被迫害的「馬來人忠良」 召喚出那麼多示威群眾。如果不是安華被控雞姦，而是伊斯蘭黨署理主席莫沙布再被控幽會（多年前曾有冤案但是被判無罪）或者伊斯蘭黨總秘書穆斯達法阿里被控通姦，伊斯蘭黨肯定會全國動員，吉隆玻肯定癱瘓。
民聯勾心鬥角愧對選民
對許多公眾而言，伊斯蘭黨的私心自用和公正黨疲弱的動員能力，乃至此次行動黨高層的置身事外，都說明了民聯政黨與領袖之間勾心鬥角、互別苗頭，對不起要變天的人民，甚至與國陣一樣都是爛蘋果。
從這個角度去看，他們的政治疲乏就完全合理：政黨與從政者都這麼爛，民眾要為何而戰？
這種想法忽略了一個重要事實：人民並不是單一的整體，而個別政黨的算計就是回應不同的「人民」。所以，盟黨之間勾心鬥角、互別苗頭不是真正的問題，真正的問題是：他們勾心鬥角、互別苗頭的方法，為什麼不是搶著做一齣全力對抗國陣、讓支持者舉國若狂的好戲？
易言之，做戲不是問題，做爛戲才是問題。而這難道和觀眾沒有關係嗎？
三黨組成的民聯是「政治聯盟」（political coalition），要扶持它上臺需要一個可以取勝的「社會聯盟」（social coalition）。 社會聯盟指的不是具體的組織結盟，而是不同社會力量、利益集團的結合。
在非民主社會，社會聯盟讓執政者享有正當性和動員能力。以中國為例，中共原初的社會聯盟是工農階級，江澤民在2001年開放中共黨籍予資本家，就是要把資本家納入其社會聯盟當中。
在民主社會，社會聯盟直接決定那一黨上臺。以美國為例，民主黨代表的是自由派和黑人、西裔等少數族群的社會聯盟，共和黨則代表保守派和商人的社會聯盟。兩黨的競爭其實就是如何爭取更多中間和游離選民的支持，讓本身的社會基礎變成一個「可獲勝的社會聯盟」 （a winning social coalition）。
民聯建立起其「可獲勝的社會聯盟」了嗎？在第十三屆大選中，民聯取得51%選票。51% 而仍無法執政，這是選舉制度、選區劃分的問題。
民聯是堅實的社會聯盟？
然而，這51%是一個堅固的「社會聯盟」嗎？拋開因地方和個人因素反對國陣候選人者不論，我們大概可以假設這51%有一個大同之處：追求政黨輪替。
政黨輪替後，後巫統、後國陣的馬來西亞應該怎樣？
大同之外，這51%有的卻不是小異。民聯的社會聯盟，嚴格而言，有兩個核心：一個主張或希望馬來西亞應該更加民主、自由、平等；另一個認為，民主、自由、平等的追求不應該背離以伊斯蘭和馬來民族為主體的國本。
前者以非馬來人為主，傾向於支持行動黨和公正黨，或可成為「平等派」；後者是伊斯蘭主義者和穆斯林民族主義者，傾向於支持伊斯蘭黨保守派，或可成為「國本派」。
兩者之間是民聯的「中間派」，以馬來人為主，在一些問題上可能接近「平等派」，在另一些問題上則可能趨向「國本派」，在政黨趨向上傾向與公正黨與伊斯蘭黨開明派。由於其游離性質，他們雖然人多，卻不形成核心。
而民聯之外，巫統代表相信唯有黨國可以保族保教的馬來民族主義者，或可稱之為「黨國派」。
由於西馬國陣的非馬來人成員黨已經式微，西馬的政局基本上是這四股勢力的縱橫連橫：平等派、中間派、國本派、黨國派。
民聯在505之後的所謂內鬥與分裂，從雪州大臣危機、丹州伊斯蘭刑事法爭議、安華案抗爭三黨不同調、行動黨與伊斯蘭黨保守派交火、伊斯蘭黨保守派與開明派交鋒、巫統向伊斯蘭黨保守派招手組織聯合政府，其實無一不是四派的縱橫攻守。
行動黨、公正黨、伊斯蘭黨開明派要的民聯是平等派與中間派主導、國本派支持的結盟。伊斯蘭黨保守派口口聲聲要留在民聯，卻反過來逼行動黨不支持伊斯蘭刑事法就離開民聯，其實它所追求的是一個國本派主導、中間派與平等派支持的聯盟。第一個民聯需要安華，第二個民聯卻不需要安華，巫統當然希望毀滅安華。
而這其實正是雪州大臣危機的關鍵：公正黨換馬的粗糙手法引人反感其實是旁支末節，真正關鍵的選擇就是要不要安華或者安華代理人掌控資源豐富的雪州而已。
「平等派」與「國本派」的意識心態之分，不是西方國家的左右之分，是後殖民國家的嫡庶之分：馬來西亞到底是誰的國家？
認同與利益糾結引發內鬥
這個意識形態的瓶頸有兩個層面：認同與利益。過去的伊斯蘭帝國把非穆斯林當成「被保護的二等公民」，如何把伊斯蘭與民族國家調和，如何不以宗教來區別公民，是許多穆斯林國家包括馬來西亞要修的功課。
然而，「平等政治」在馬來西亞有更世俗的利益糾結。對許多馬來人而言，《新經濟政策》所代表的「國家偏私」（state partiality）是糾正殖民地時代留下來的「社會經濟不平等」的藥方。
平等派的核心要求其實是「國家中立」（state impartiality），然而，對大多數馬來人來說，一個偏心的國家雖然也照顧不了所有馬來人，但是，如果國家不再偏心，馬來人在社會經濟層面的落後要如何糾正？
這不是死局，然而，民聯在州層級執政七年，卻始終不敢提出具體政策來取代新經濟政策，因為害怕順得哥情失嫂意。連當朝的納吉提出的《新經濟模式》（New Economic Model）也被極右派攻擊，沒有資源可以安撫異議者的民聯，當然有理由把這個問題拖到執政中央時才來處理。
可是，只要這意識心態的瓶頸一日不解除，那麼「黨國派」必然見縫插針，民聯的內鬥也就無可避免。
民間可以繼續罵民聯不爭氣，也可以跳過政黨開始誠懇深入的對話，作為未來堅實社會聯盟的基礎：「社會經濟不平等」 如何可以在取消「國家偏私」後更有效地減緩？
 黃進發 |
馬來西亞霹靂州金寶人，英國艾塞克斯大學政治學博士，活躍於非政府組織，著有《草昧十年》（燧人氏，2002），自 2012 年於檳城研究院（Penang Institute）任研究員，專攻選舉制度與聯邦制，並汲汲於探索多元文化主義能否與平等公民權利共存的國族重建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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