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意義上的抗爭，是對自身日常生活的反思。若抗爭無法改變體制，日復一日沒有結果的遊行只會讓參與者麻木、疲乏。形式上的反對是很容易的，惟須自我提醒勿陷入偽行動主義的壓力。我支持任何對政體的抗爭，也不否定運動所帶來的任何可能性。但抗爭的內容取決於對系統暴力的認知，重要的是，除了知道不要什麼，更須確知，要以什麼取代那個被唾棄的暴力制度。
（照片來源／The Malaysian Insider）
【本刊特約／林嘉翰】
「因痛苦而同情，比在同情時思考容易得多。」——王爾德（Oscar Wilde）
在3月7日當天上街的朋友恐怕沒有人會認爲一場街頭遊行就能把安華從牢裡救出，恐怕也沒有人妄想司法體制會在一夕之間變為獨立公正。更多人是出於對安華的同情，爲了展現對安華的支持，是出於一種義憤。
如果我們確實是這樣認爲的話，那麽對所有參與集會者，無可避免都必須回答一道尷尬的問題：這場運動的意義何在？若以和平集會的標準來說，307可說是完滿結束。但我認為決定抗爭成敗的關鍵在於，它能否注入任何新的內容，又否瞄準了系統暴力。
只會對當權者說「不」的抗爭，或者是一場成功的運動，卻注定是沒有內容的運動。因為它無法改變體制帶出新的概念，也無法為日常生活帶來任何正面的事物。因為非常諷刺地，抗爭本身變成了一種保守的意識形態，因為它只對當權者說「我不要什麼」，而不是「我要改變什麼」。
如同斯洛文尼亞哲學家齊澤克（Slavoj Žižek）在「佔領華爾街」運動時提到，運動中的危機就是自我感覺良好。如果把一場運動搞成嘉年華會，並只在日後懷想舊日的激情，而未有實質上的改變，那麽當權者應考慮贊助這場運動。
（照片來源／The Malaysian Insider）
訴求內容不明確具體
307集會不啻暴露出沒有明確內容的弱點，四項訴求中只有「要求司法改革以確保司法威望及其透明度」可稱得上有意義，卻也無法從訴求中辨識體制中的客體對象。我們到底要求哪一方進行司法改革？又要求何者確保司法透明度？
從以上論點繼續延伸思考，就應該追問，是什麼限制了抗爭內容的決定？我認為，那是因為我們無法辨識出系統暴力。要知道，我們眼見的物理暴力往往是某種系統暴力的産物，這些所謂系統暴力，其實就存在於政治體制之中。
近期較爲成功的社會運動諸如臺灣「太陽花反服貿」、香港「雨傘運動」無不以癱瘓公共系統為手段，而被抨擊為暴力、擾民。對啊，難道擾民不算是暴力？但這些「暴力抗爭」的起因，卻是為了反抗系統暴力的濫用。臺灣立法院貿然通過《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違反了之前對該協議逐條審查、表決的決議。香港特區行政政府一再拖延落實行政長官選舉，並設下各種條件，明顯違反了1984年簽署的《中英聯合聲明》。這兩起運動可以說是以破壞司法體制為手段，戮力捍衛法治精神。
系統暴力之所以難被辨識，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暴力的詮釋權已遭媒體和當權者壟斷。打人是暴力，但白髮蒼蒼的老人家風餐露宿，以行乞為生，難道這不是更加暴力？因維護國產車利益而故意不提升公共交通系統素質，導致車禍死亡率高居不下，每年魂斷公路者有增無減，這些都是嚴重的系統暴力，但往往都以文明、包容、經濟成長作為掩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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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識系統暴力，反思日常抗爭
我們須先辨識出隱藏於體制中的系統暴力，抗爭的目標才得以明確，對症下藥。一場成功的社會運動必須撼動當權者賴以生存的公共機制及其利益所在，換句話說，一場成功的運動必然隱含著暴力的因子。
但辨識系統暴力後，我們必須反思它們為何存在？司法不公已久，早就成為結構問題。而我們，身為這個結構的一份子，當然無法從這個「安華被囚 —抗議司法不公」的因果關係中脫離。安華只不過是觸發這個系統暴力顯現出來的偶然因素，我們必須本身的犬儒負上一定的責任。
也許真正意義上的抗爭，是對自身日常生活的反思。一方面我們成了卡繆筆下，沒日沒夜推動石頭上山的薛西弗斯（Sisyphus），成爲維繫這暴力體制的一份子；另一方面則是尼采筆下的「末人」（last man），生活於安逸与自满中，沉醉在每個週末的「小確幸」。我們期望能計算一切的風險，卻漸漸失去了探索自由和冒險的勇氣。或許是害怕危險，我們習慣閉上雙眼，難以窺見那些藏在系統裡的暴力。
有輿論認爲307可以爲抗爭保溫，我持相反意見。如果抗爭無法改變體制，那麽，日復一日沒有結果的遊行只會讓參與者麻木、疲乏。形式上的反對是很容易的，但須自我提醒勿陷入偽行動主義的壓力。當然我支持任何對政體的抗爭，也不否定運動所帶來的任何可能性。
但抗爭的內容取決於對系統暴力的認知，重要的是，除了知道不要什麼外，更須確知，要以什麼取代那個被我們唾棄的暴力制度。答案是開放的，但如同我一開始就說的，我們必須開始嚴肅思考。
 林嘉翰 |
馬來西亞拉曼大學經濟系畢業，現於私人機構擔任風險分析師。偶爾喜歡寫詩，偶爾活躍於非政府組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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