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的馬來西亞處於政治和社會轉型的階段，擺在前面的正是一個大場景的社會舞臺，是各類人物粉墨登場的絕佳時刻。華團領袖的培養不難，但社會企業家的崛起，以及他們在關鍵時刻的突破格局、扭轉方向的意義，才是格外重要。國家轉型關鍵時刻，除了客觀結構條件的配合，也需要行動者的主觀意志與能力，我相信未來書寫大馬社會轉型的文獻中，將會特別重視社會企業家在這段時期的重大作用。
【文／潘永強】
馬來西亞的「華團」，既不是社會運動（social movements），也不是利益團體（interest groups），而是有族裔性格的民間結社組織。這類民間組織，是移民社會延續下來的社會形式，協助南來者在僑居地適應新生活。
儘管曾經有人認爲，當社會現代化之後，這類民間組織的功能就會减弱，其角色將淡出主流（如同類組織在新加坡、香港的處境），但至今爲止，馬來西亞華團仍然蓬勃發展，也是把國內華人社群有效組織起來的最主要社會結構模式。
在中國崛起的背景下，部分本來已無甚角色的傳統華團，也借機與中國各方面重新建立起新的聯繫，而發掘到新的活力或是社會意義。華團領袖可以通過這一層關係網絡，在中國活動游走時擴大舞臺。因此華團不只沒有式微，在未來一段時期內仍有重要意義。
華團作為社會動員的平臺
當前尚沒有其他的組織模式，如其他國家的教會或非營利組織，可以取代此間華團的角色。其次，華團向來有關心政治社會、支持文化教育的優良傳統，致其始終未在現代化變遷中失去現實意義。最後，威權國家的政經壓力，也使一部分華團成爲社會動員的平臺，發揮一定的表達異議功能。
由於華團是華人社會最主要的社會結構模式，人們經常期待它在政治和社會上扮演積極有爲的角色，所以就將公民社會應負的義務，賦加在華團身上。可是，就華團的本質與特性而言，它們不一定都是進步的、批判的，有者只是地方格局的、非政治化的結社形態，甚至沒有特定的政治取向，或是公共議程。
馬來西亞民間組織擁有豐沛資源，在政治轉型的過程中，如何引導他們發揮豐沛的能量，拓展公民社會的疆界，除了仰賴組織與動員之外，就要留意到行動者（actor）和領導精英（elite）的角色及其影響。
在社會改革和歷史前進的過程中，經常被論及的兩個動因，一是結構因素，二是行動者因素。結構因素指的是諸如政治、經濟、階級、國際情勢等條件的變遷，如何影響社會改革的進程。至於行動者因素，則是指社會和公共活動的參與者，如精英、領袖、對手等等，采取了怎樣的策略和判斷，他們之間如何通過結盟抑或互動，而影響了政治與社會的走向。
結構與行動，經常成爲人們解釋政治和社會進步的兩個途徑，但兩者並非是互斥的。任何重大的政治與社會變遷，都不可能只憑單一因素就可以促成，只是在關鍵時刻，何者發揮了至關緊要的决定性作用而已。
有時候，即使結構條件已經具備，如果缺乏有效的社會領袖，也可能錯失機遇，例如2008年之後兩綫制契機浮現，但華教運動却陷入內耗與分歧，實與領導失靈、缺乏判斷能力大有關係。相對而言，若有堅定的精英領航，即使結構因素未必充分，亦有可能利用各種縫隙和空間，創造有利的變革氛圍。我們將這些審時度勢、積極有爲的行動者，稱爲「社會企業家」（social entrepreneurs），或是「議題企業家」（issue entrepreneurs）。
集結組織化的公共能量
社會企業家跟一般的社會精英，或許同樣有世俗的追逐目標，也會響往個人的事業和聲望，但除此以外，社會企業家熱衷參與公共生活，幷發揮出卓越的組織經營和倡導願景的能力，可以把策略與目標轉化爲衆人都可以共享的夢想或是論述。易言之，杰出的社會企業家不只是單純的領導者，他還有能力把衆人的期待與追求，有效地「集結」或「創造」出來，化爲有組織和有方向感的公共能量。
過去的林連玉、林晃昇、邱祥熾，都曾在艱險的環境中發揮出社會企業家的作用，機智地策動社會力量的集結及論述的方向。陳友信先生則是當前華團組織和公民社會杰出的社會企業家，在華團和民間組織中發揮個人角色和能量，從事進步論述的倡導工作，同時有效地調動、整合和創造資源，推動了社會的觀念創新和公民社會的有效結盟。
友信常年活躍於馬來西亞公民社會，在隆雪華堂青年團、隆雪華堂、行動方略聯盟等重要崗位上，既有出色的建樹，也有傳播願景和闡揚理念的能力。近年來，他更積極建構不同族群與語系之間的跨族群結盟，成爲公民社會中的進步推手，在諸多華社和國家的重要議題中，都扮演了整合與協調的重要串連。
事實上，社會企業家最重要的氣質條件，除了領導力與方向感，最可貴的還是對結盟的想像力。政治學家奧蒙（Gabriel Almond）嘗言：「偉大的領袖都是建立聯盟的高手」，如何克服障礙，創造願景，建構社會結盟，在在需要細膩和耐心。在創建行動方略聯盟這個跨族群聯盟的過程，友信就充份展現了他的組織才華和理念溝通能力。
當下的馬來西亞處於政治和社會轉型的階段，擺在前面的正是一個大場景的社會舞臺，是各類人物粉墨登場的絕佳時刻。華團領袖的培養不難，但社會企業家的崛起，以及他們在關鍵時刻的突破格局、扭轉方向的意義，才是格外重要。國家轉型關鍵時刻，除了客觀結構條件的配合，也需要行動者的主觀意志與能力，我相信未來書寫大馬社會轉型的文獻中，將會特別重視社會企業家在這段時期的重大作用。
註：本文是作者為陳友信新書《亮燈新路》（雪蘭莪：策略資訊研究中心，2015年）之序文。
 潘永強 |
臺灣政治大學碩士，上海复旦大學博士，政治評論作者，關注馬來西亞政治、中國研究和民主化議題。編著有《馬華政治散論》、《我們的時代精神》、《未完成的政治轉型》等書。 |
本文內容係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燧火評論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