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與生俱來的屬性將决定我們能做什麽，人生何其狹窄？社會何其封閉？但强調與生俱來或者不易改變的屬性，如血統和信仰，往往骨子裡是保護主義。如果非潮州人煮的潮州糜不吃，其實就是在保護潮州籍的老闆或員工。若進一步擴張到凡我潮州人正餐非吃潮州糜不可，類似許多宗教繁瑣的飲食限制，就是在建立一個潮州人的飲食自足經濟體系了。
【文／黃進發】
我是潮州人，但不是那種每日甚至每週必吃潮州「粥」的人；現在不是，小時也不是。然而，我對潮州「粥」的確有一種情意結。
我去吃潮州「粥」時，常會和老闆說潮州話，如果遇上老闆是潮州人，我們就會繼續互問祖籍。看到招牌或菜單上寫「潮州糜」時，我會很高興，因爲潮州話不用「粥」這個字，用的是晋惠帝那句名言「何不食肉糜」的「糜」字。
我自認是個自由派，爲什麽我會在意賣潮州糜的是不是潮州人、或說不說潮州話呢？
當中真的有點初始（premordial）感情存在。小時候，我們家是方圓十裡內兩戶說潮語的家庭——另一戶就是我堂伯的妻舅一家。在金寶這個小鎮，小一到中五在培元這所98%以上華裔的學校，我印象中竟然沒有遇上一個潮州同學，可見我潮州之人丁單薄。
我怎麽知道自己是潮州人呢？我和其他華人有別的亞族群標誌（sub-ethnic markers）是什麽呢？
一曰語言。先父是普寧人，先母是潮陽人，我們在家都說潮語，一出外自動轉爲粵語、華語、馬來語與英語。父母雙方親戚當然也都說潮語，所以，每逢年節、婚喪，大家都說潮州話，以社會化保存語言能力。不過，我們的潮州話大概已不能說是普寧還是潮陽口音，都已混同。更關鍵的是，我們詞彙有限，比較抽象的概念都要用華語來表達，潮語其實已經不完整。
有趣的是，先叔出生於中國，童年後才來馬來西亞，並且住在潮州人聚居的安順十支碑，可是他在口語中並不說「但是」，而總說「tapi」，語言流失之速，並不始於來馬的第三代。
二曰飲食。除了不時會吃潮州糜，潮州麵條，潮州粿和一些潮式菜肴，並且早餐吃飯，我們家的飲食習慣其實不很潮州，連功夫茶也沒有喝；但已足够讓我們知道潮州糜和廣東粥的分別。兩年前去汕頭，吃到「普寧豆幹」，才知道豆幹是普寧名産，心裡還有一點激動。
三曰祭祀。因爲祖墳上清楚寫著「普寧縣西社鄉」，我很早就知道自己父系祖先來自何處。不過，更明顯的是，媽媽最重視的怡保「天后宮」就是外籍人口中的潮州廟。廟裡的道姑都說潮州話，厨房裡以前更擺滿各種讓人不能停箸的各種小菜，讓你一碗碗的白糜往嘴裡送。
四曰社團。我們家搬去金寶後，先父還維持了安順兩個社團的會籍：廣東會館和韓江公會。小時候，我們每年都會去會館一次，領獎學金。對我們而言，社團（一如家教協會）的最基本功能真的還是頒發獎學金。後來上中學後，成績不再是前三名，我們就沒有踏足會館了。
因爲知道自己方言群人丁單薄，或者說沒有機會在外講潮州話，遇上「自己人」總會覺得分外親切。近年先父母故世後，說潮州話更多了一種和自己生命源頭維持聯繫的感覺。
所以，遇上不能通潮州話的潮州「粥」老闆，或者去到信衆已經多講廣州話的吉隆坡舊巴生路天后宮，總會若有所失的遺憾。或許對我來說，潮州糜店和潮州廟，都是變相、現成的小潮州會館，是我去聽自己熟悉母語方言的場所。沒有了潮州話，它們都失色了。
那麽，我這聽到潮州話甚至遇上潮州自己人的感性期待，對潮州糜店（甚至潮州廟）合理嗎？
常常有人認爲，華校提供的不只是語文教育，而是文化教育，推而廣之，就必須是以華人師生爲主才正宗。馬來人就算是北大中文系畢業，也不能做華文獨中校長。
這種期待和我的潮州糜情意結有什麽分別呢？
於是我問自己：如果要求賣潮州糜的都說潮州話，甚至還是潮州人，這合理嗎？
身爲食客，我當然可以要求語言作爲堂食氣氛的條件之一，覺得聽到潮語的潮州糜店特別親切；可是，除此之外，語言和菜系的味道有關係嗎？或許。要掌握一個菜系的精粹，可能需要掌握有關菜系本源社群的語言。
然而，不熟悉語言而依舊能够烹調出菜肴神韵，也完全是有可能的—有什麽研究發現聾啞人士不能成爲名厨？因此，如果味道是我的評估標準，那麽只要潮州糜和小菜好吃，糜檔主人說不說潮州話就變成次要了。
那麽要求潮州人才能够賣潮州糜呢？我就完全覺得不合理了。金寶老街「德興棧」雜貨店是潮州人開的，小時記得它有個印裔店員，說的潮州話比我們都溜。你要沒看到他真人，准以爲他是地道的潮州大兄。
想像這位老兄有一天開店賣潮州糜，我和他閑聊：「阿兄，汝eh潮州話真價强，汝是潮州地過人？」而他答：「吾不是潮州人，我祖先是印度Tamil州府來eh。」我因此判斷他煮的潮州糜不會好吃，這合理嗎？
爲什麽我的要求不合理呢？因爲他祖先來自哪里不是他能够改變的，與他能力無關。用他不能决定並且不相關的條件來要求他，從一個角度去看，是人與人之間平等待遇的問題：他受到了歧視。
從另一個角度去看，這是人的選擇與能動性（agency）的問題。如果我們與生俱來的屬性將决定我們人生能做什麽，人生何其狹窄？社會何其封閉？
强調與生俱來或者不易改變的屬性，譬如血統和信仰，往往骨子裡是保護主義。如果非潮州人煮的潮州糜不吃，其實就是在保護潮州籍的潮州糜老闆或員工。如果進一步擴張到凡我潮州人正餐非吃潮州糜不可，類似許多宗教繁瑣的飲食限制，那麽就是在建立一個潮州人的飲食自足經濟體系了。
雖然潮州人的我群觀念非常深厚，有所謂「自己人，打死不相干」的說法；我不相信保護主義，對「自己人」的互助觀念更是非常淡薄，沒有想過要靠潮州人，也沒有想過要特地幫潮州人。小時候拿了那麽多年的獎學金，今天也都還沒有參加潮州社團回饋一番。
而我之所以想這麽多，是因爲作爲少數群體的一員，我珍惜我的方言認同和它所産生的情意結。我害怕和抗拒一個品味、語言、文化大一統的世界。我不喜歡「糜」變成「粥」。
然而，我更不願意讓我懷舊念群的情懷，違背我的處世原則。在潮州人認同與自由主義信念之間，我絕對知道怎麽取捨。
你可以想像，我下一次去吃潮州糜，我還是會用潮州話和老闆或店員交談；如果他用潮州話告訴我他在緬甸或尼泊爾原鄉的故事，我會很高興。如果他不說潮州話，但是，潮州糜和小菜都很好吃，我當然也會再回來。
 黃進發 |
馬來西亞霹靂州金寶人，英國艾塞克斯大學政治學博士，活躍於非政府組織，著有《草昧十年》（燧人氏，2002），自 2012 年於檳城研究院（Penang Institute）任研究員，專攻選舉制度與聯邦制，並汲汲於探索多元文化主義能否與平等公民權利共存的國族重建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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