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其對政治困局感到洩氣，或許我們可以更周延思考後才選擇行動。若不問途徑，推翻納吉的結果，不外乎換人亦換制度，或換人但不換制度。如果我們追求的是前者，則納吉的負隅頑抗對國家而言並非壞事。當前要務，並非當馬前卒幫馬哈迪「換將」，而是深耕體制改革的議程，讓民意逼使欲取納吉而代之者不得不回應體制改革的需要；然後，才審時度勢發動民意爭取摧腐拉朽的黃金時機。
（照片來源／Bloomberg／Sanjit Das）
【文／黃進發】
納吉的醜聞接二連三，幾乎是每周一爆；然而，他依然穩住巫統／國陣黨內勢力，巫統最高理事會和內閣成員不時為他背書，似乎完全可能掌權到2018黨選期限。
雖然最新民調數字尚未公佈，惟幾乎可以確定納吉的民意基礎已掉到最低點；為什麽他還能屹立不倒？與其對政治困局感到洩氣，或許周延具體地思考以下四個問題後，能讓我們更清楚選擇行動:
一、體制內，推翻納吉有什麽途徑？
二、體制外，又有什麽途徑？
三、不同途徑有什麽不同利害？
四、推翻納吉的目標應該是什麽？
（照片來源／The Malaysian Insider）
體制內途徑
作為內閣制國家，推翻納吉的體制內途徑嚴格來說只有三種：
一、納吉辭職；
二、納吉輸了國會選舉；
三：納吉在國會被投不信任票，因而選擇：
（a）辭職（途徑一）；
（b）在元首御准下解散國會，然後輸了國會選舉（途徑二） 。
有論者說巫統最高理事會可以投納吉不信任票，然而，那其實是政黨體制內的途徑，還需要多走憲政體制內的一步。西敏寺內閣制（包括馬來西亞）的基本設計並不需要也不認可政黨的存在，政黨作為現代內閣制的重要機制，其實是約定俗成的規範；沒有法律基礎的規範之所以能為規範，有賴玩家們尊重君子政治（gentlemen politics）的遊戲規則。
1988年巫統被高庭宣判為非法組織，黨不成黨，馬哈迪依然掌握大權，因為實質上和技術上他並未失去國會多數議員的信任。同理，巫統最高理事會投納吉不信任票，當然會解除其權力在巫統的正當性，但是，如果他堅決不辭職（途徑一），那麼接下來技術上還是需要國會通過不信任票（途徑三）。
體制內改革，基本上就是國會議員、政黨合縱連橫，以第十三屆大選民意、議席為運作手段與正當性基礎。
（照片來源／The Rakyat Post）
體制外途徑
體制外推翻納吉的途徑，就是棄選舉與議會政治，由非民選機關造成權力更替。依要角劃分，至少有三種原型：君主介入、軍警倒戈、民眾奮起。
這些途徑，复可依力道分文武——借體制外形勢促成體制內變化為「文」，直接否定憲政程序為「武」。因為「武」的後座力大風險高，角力各方會盡量取「文」捨「武」，或先「文」後「武」。分析上，只要非民選機關主導權力更替，即使最終以體制內途徑作為掩飾，其實已是采行體制外途徑；不必明刀明槍廢止憲政程序才算。
舉例言之，如果國會議員通過不信任動議，納吉要求解散國會，卻遭元首拒絕，反而要求納吉辭職，另委看守首相，這是體制內途徑。
憲法學者阿茲巴里（Abdul Aziz Bari）建議由最高元首乃至統治者會議主動監督形勢發展。如果最高元首或統治者會議主動傳召納吉或議員，以鑒定他是否還擁有國會多數議員信任，這已是體制外途徑。
軍警完全應該獨立於政局之外，只應在憲法與法律指導下執行政府命令。如果政府發出違憲指令而軍警拒絕服從，軍警就沒有逾越體制規範。如果軍警主動表示不服從政府，要求納吉下臺，這也屬於體制外途徑。
最後，如果公眾走上街頭，要求納吉下臺，引起巫統黨要、議員逼宮，使納吉辭職（體制內途徑一）；或者促成朝野議員聯手在國會通過不信任動議（體制內途徑三），最終逼使納吉辭職（體制內途徑一）；或者在上述形勢下讓納吉向元首要求解散國會，並獲得禦準，然後再輸掉選舉（體制內途徑二）；那麽，「人民力量」盡管是形勢改變的關鍵，並不算逾越體制。
但如果公眾以癱瘓政府運作成功逼納吉下臺，這就是體制外途徑。
（照片來源／The Malaysian Insider）
不同途徑與其利害
對一些不耐煩的公眾而言，能推翻納吉的方法就是好手段；體制內外之分完全屬書生之見，不值一哂。
這類看法，基本上無法區分「民主轉移」（democratic transition）與「民主鞏固」（democratic consolidation）之別。前者純粹是當權者的更替，後者念茲在茲的是：民主能否變成政治角力的「王道」（the only game in town）？ 易言之，是是不從此以後都由票箱出政權？
這種看法當然不問，為什麽埃及的變天最後變成軍人當政；為什麽印尼能在1998年民主轉型後出現民主鞏固；為什麽另一些新興民主國家則定格在民主轉型中，政黨輪替不止一次卻不能確立健康的多黨競爭；其中泰國更在紅黃對決中讓軍方回朝，讓民主倒退。
區分體制內外途徑之所重要，皆因體制內途徑有其正當性，在程序上是原有政權的延續，新的當權者可以比較容易治理國家。
體制外途徑的危險，在於建立非民主的遊戲規則，無法避免「剃人頭者，人亦剃其頭也」的報應。如果新政權是靠宮廷或軍頭欽點祝福而上位，一來新政權就有報恩的需要，二來也無法阻止他人爭取宮廷或軍頭的新祝福。
這個危險同樣可用於「人民力量」 。人民並不是同質性的。今天你靠一百萬人上街來取代納吉，明天我找另外兩百萬人逼你下臺，你要如何否定我代表的民意？
民意在街上的對決，當然還有被野心家借力造成局勢失控的危險。
上個星期天晚上吉隆坡劉蝶廣場（Low Yat Plaza）的暴動，用了五個小時醞釀，而距離七分鐘車程的市警總部竟然坐視不理，事後才展開逮捕，竟能獲得順民的稱贊。
如果推翻納吉要以無限期的大示威為手段，其困獸猶鬥的反應可以預期，不會像2011年凈選盟時只有伊布拉欣阿里（Ibrahim Ali）等馬來右翼團體的虛言恐嚇；屆時，如果再發生另一宗劉蝶廣場事件，示威群眾能否團結一致、穩住陣腳，都是需要思考的。
誠然，比起佔領香港金鐘或臺灣立法院的激情澎湃，馬來西亞人的冷靜無為顯得窩囊，一點都不豪氣干雲，沒有英雄氣概；然而，推翻納吉到底的目的是什麽？是與港臺埃及突尼斯比肩嗎？
（照片來源／Malaysia Chronicle）
推翻納吉為了什麽？
不問途徑，推翻納吉的結果，可以有兩種：換人亦換制度，或，換人但不換制度。
就換人而言，其可能性大概可分成兩種。第一種可能性：在馬哈迪主導、由巫統黨內各方諸侯合縱連橫下完成，人選為馬哈迪所屬意並控制，新政府以中興巫統為要務，或將端出「打貪」旗號，但不可能經由體制改革來推動民主化。第二，結合巫統黨內外勢力，馬哈迪無法主導全局，新首相未來在改革上可能是門面工夫，也可能大刀闊斧。
如果我們追求的是換人亦換制度的結果，那麽納吉的負隅頑抗對國家而言並非壞事。而我們的當前要務，並非當馬前卒幫馬哈迪「換將」，而是深耕體制改革的議程，讓民意逼使欲取納吉而代之者不得不回應體制改革的需要；然後，才審時度勢發動民意爭取摧腐拉朽的黃金時機。
 黃進發 |
馬來西亞霹靂州金寶人，英國艾塞克斯大學政治學博士，活躍於非政府組織，著有《草昧十年》（燧人氏，2002），自 2012 年於檳城研究院（Penang Institute）任研究員，專攻選舉制度與聯邦制，並汲汲於探索多元文化主義能否與平等公民權利共存的國族重建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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