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德拉的新著只是提醒讀者，在現實世界中的許多道理，並非都是表面上那樣不證自明的真理，任何人無論擁有他自身認為多正確的信念，都必須要為這一信念有可能是錯的留一個迴旋空間，至少也要讓自身為證明這一信念作出經常性的反省沉思。尤其在缺乏幽默感的世界裡，去探勘一份未知的存在，也是件充滿風險的事，一如同公民抗命般需具備犧牲精神。昆德拉流亡國外的過往，正是活生生的例證。
【文／吳振南】
睽違多年，諾貝爾文學獎再度頒給了法國作家！只不過令人大跌眼鏡的是，這座桂冠並不是頒給全球最知名的法裔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一位早在二、三十年前就已是最熱門人選，如今已年届八十五高龄的老先生。
更令人吃驚的是這位耄耋巨人，去年底還推出最新小說《慶祝無意義》（La fête de l’insignifiance，[Meaningless Celebration]，2013；馬振騁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4），風格簡單洗鍊，僅用短短篇幅，就將所有他關心的小說主題，複調的小說形式，現實與夢和歷史無縫交織的寫法，再次揮灑自如地向讀者演練了一番。
諾貝爾文學獎遴選委員持續的拒絕昆德拉，固然能為寫篇有關《慶祝無意義》書評的衝動添材加火，但卻不是小說真正觸動人心之處。
米蘭·昆德拉與《慶祝無意義》意大利、法文和中文版書影。
在這個社運狂飆，各種政治意義滿溢、價值縱慾的時代，人們鎮日不只忙著在上街表態，還要到社群媒體狂按贊，以這樣一本宣稱因價值過剩而導致世界無意義的真相被忽視，人們因價值縱慾而喪失幽默感的小說為評論對象，就算是一種不顧政治正確之舉，也是對過度激情一劑合宜的解熱劑。
不過，為了理解如何進入這個意義滿溢的境況，我們首先還得回到現代社會本源的歐洲啟蒙運動。
重返啟蒙挖掘人之理性
既然是篇有關小說的文化評論，那就讓我們用小說來定位啟蒙。法國啟蒙運動旗手之一的孟德斯鳩（Baron de Montesquieu）在其成名小說《波斯人信札》（Lettres persanes，[Persian Letters]，1721）中，將視角偽裝成異鄉人來討論法國國內的政治議題。
這一書寫策略展示了啟蒙運動的特色，那就是用旁觀者角度所獲致的客觀性，來突顯出人是使用理性，而非個人情感上的喜好來作價值選擇。
以人的理性為價值選擇背後的基準點，不僅讓人取代了神的地位成了大自然的主人，也因此具有了道德立法者的地位。在政治上具體的體現為，原是本土的政治議題的討論，最終轉化為對抽象價值（如言論自由、宗教寬容）的論證，或是用來提倡新制度（例如就當時來說的共和國）的說帖。
也正因如此，從啟蒙運動而發展出來的政治觀，才會以政治運動的方式將其影響力向全球蔓延擴散，至今為止仍像一場「未完成的現代化」（哈伯馬斯，Jürgen Habermas），所以意義滿溢正是當代對十七世紀啟蒙精神長鳴不休的迴響。
但也由於對理性選擇出的價值有高度的自信，使得我們執著於始終擺出要站在道德高地上姿態，而流於刻奇（Kistch）——這一在昆德拉小說中重新的定義為因過於崇尚人定的意義，造成價值過度或倫理過度的形容詞。
一如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Nesnesitelná lehkost bytí，[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1984）裡薩賓娜（Sabina）的說詞：「我的敵人是刻奇，不是共產主義。」而在《慶祝無意義》中對想以理性的高明話術誘惑女人的達德洛更是被視為愚蠢的代表「直到今天他還是一點都不明白無意義的價值。這就是我對達德洛的愚蠢屬於那一類的回答。」
因無時無刻都被充滿意義的啟蒙氛圍吸引而刻奇作態，以至我們忽略了啟蒙運動自身也是以歐洲人在17世紀發現並首次宣告了世界的「無意義」，也就是韋伯（Max Weber）所謂除魅（disenchantment），尼采（Nietzsche）所說的上帝已死，價值需重估的情況為起點的。
就是在這一點上昆德拉歐洲小說的現代性才與上述歐洲啟蒙運動徹底的分道揚鑣了。他在《小說的藝術》（Lart Du Roman，[The Art of the Novel]，1986）裡的名篇〈被貶低的塞萬提斯遺產〉，對哲學家提出的現代化過程出了問題，導致「存有的被遺忘」（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的危機嗤之以鼻，因為這一危機並不存在在以小說藝術為主體的現代化運動上。
相反的，他認為在沒有了上帝為第一因的世界，小說創作者得以用自由自在的精神出發，去重新界定有關世界的一切，對昆德拉來說，去探勘並發現存在中未知的境況，才是小說藝術存在唯一的道德標準。
而啟蒙運動帶來的效果則不同，正如他在另一本論文集《相遇》（Une rencontre，[Encounter]，2009）指出，在價值泛濫的時代，「人們學會讓友誼屈從於所謂的信念，甚至因為道德上的正確性而感到自豪。」這項敏銳觀察，正可在社群媒體上的政治表態文化中得到恰當的印證。顯然昆德拉不能認同這樣的態度，所以他接著說道：「事實上，必須非常成熟才能理解，我們所捍衞的主張只是我們比較喜歡的假設，它必然是不完美的，多半是過渡性的，只有非常狹隘的人才會把它當成某種確信之事或真理。」
無意義世界的其他維度
於是他在新書不僅再次向讀者宣告世界的「無意義」，還利用歐洲小說發現的幽默感編了一個荒誕絕倫的故事，向讀者揭發忘了「無意義」的境況是多麼的愚蠢，以至人們忘了在這個「無意義」的世界（特別是在政治的領域）裡，除了非黑即白的選項外，還存在著「玩笑」和「好心情」這個維度。
小說中的蘇聯前領導人斯大林和他的二十四隻鷓鴣的故事，正對這個主題提供了有趣的說明。斯大林跟政治局常委會的同志說一個故事：有一天，他到十三公里外的森林打獵，在一棵樹看見二十四隻鷓鴣，可是獵槍裏只有十二發子彈。他開槍打死了十二隻鷓鴣，然後走十三公里返回家裡拿子彈，再走十三公里回來。他回來時看見另外十二隻鷓鴣還在樹上，便把它們都打死了。
膽大的赫魯曉夫認為這個故事很不合理，就問斯大林：「是真的嗎？」而他說是，這時所有人包括赫魯曉夫在內都默不作聲，直到他們躲在浴室裡洗手時，赫魯曉夫才不屑地叫道：「他說謊！」，而其他人仍默然。
不知沒出聲的其他人怎麼想，是將斯大林的故事視為忠誠測試呢還是政治恫嚇？昆德拉隨後借小說人物點出了重點，原來這些人最大的問題，是在於沒了幽默感，聽不出斯大林是在說笑話！
由於處在政治中人對凡事都要作出有意義的解讀，以至這個故事其實是「無意義」這件事不能被辨識出來，政治消滅了赫魯曉夫的幽默感，使人失去辨認玩笑的能力。
只不過，一旦我們體認出無意義就是「生存的本質」，並進而「呼吸我們周圍的無意義」，那它就是「智慧（小說式）的鑰匙」，是重新通往「好心情的鑰匙」。
正如本文開頭所指，昆德拉與它的新書極之不符現有的政治氛圍，將一切熱情洋溢的價值追求皆視為「刻奇」，並對任何堅實的信念都以懷疑主義精神加以審視，是很難不被人批評為價值的虛無主義，政治上的犬儒主義提倡者。但事實是從小說的智慧角度出發，以上所有討論只不過是對人的存在可能性進行境況的分析探討，而非直指現實的批判。
昆德拉充其量也不過是提醒讀者，在現實世界中的許多道理，並非都是表面上那樣不證自明的真理，任何人無論擁有他自身認為多正確的信念，都必須要為這一信念有可能是錯的留一個迴旋空間，至少也要讓自身為證明這一信念作出經常性的反省沉思。同時，我們也別忘了，現實世界中，即使要嚴格來遵守寫小說的道德標準，也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尤其在缺乏幽默感的世界裡，去探勘一份未知的存在，也是一件充滿風險的事，它如同公民抗命一般需具備一份犧牲精神。昆德拉流亡國外的過往，正是活生生的例證。。
除了以上樂趣，昆德拉這本小說裡處理了很多他所關注的主題，譬如有關性、有關如何誘惑情人、有關父母孩子的關係等等，限於文章的主題設定，本文也就不多奢談了。
畢竟這是本只有萬餘字的小書，更適合有興趣的讀者，在一悠閒的假日午後反覆閱讀享受其中喜感。但記得別想太多，因為只要「人們一思索，上帝就發笑」了。
 吳振南 |
旅居臺灣的馬來西亞人，政治大學哲學系畢業，前媒體從業員，目前是專職相妻教子的家庭煮夫與兼職文化玩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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