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在幽睡的百合間，匆匆流逝」，葛拉斯碰巧死於歐戰結束七十週年之際，提醒我們，正因戰爭記憶在見證者們的書寫下得以維護，使得當代國際政治在即使非常緊張的局勢下，仍能成功維持大致的和平局面；但在老人們逐漸凋零後，沒有戰時記憶的這一代，會否在重溫葛拉斯作品時再度理解當中濃烈的反戰遺緒？
（照片來源／KULTURVERK.com）
【文／吳振南】
「為什麼現在才寫？」——2002年葛拉斯（Günter Wilhelm Grass，1927.10.16–2015.04.13）出版中篇小說《蟹行》（Crab Walk）的開篇第一句話，便對自己執著於反省德國納粹時期的題材提出了如斯詰問！本故事描寫了二戰末期一艘從東普魯士（今波蘭國土）載著戰敗的德裔居民從殖民飛地逃往德國內地的郵倫威廉•古斯特洛夫號，被蘇聯潛艇擊沉後，船難倖存者的遭遇。
詰問也勾起幾乎所有當時就小說出版訪問葛拉斯的人無比好奇心，而以此題烤問葛拉斯，既然但澤（即波蘭的格但斯克，Danzig Trilogy）三部曲《鐵皮鼓》（The Thin Drum，1959）、《貓與鼠》（Cat and Mouse，1961）和《狗年月》（Dog Years，1961）不僅已為他贏得諾貝爾桂冠，也早將納粹的戰爭罪行嘴臉通過怪誕嘲諷暴露無疑，為何仍要以此為題材寫作呢？
當時，老先生這樣回答，那是要讓未經歷過戰爭的年輕一代認識納粹，了解其罪行，換言之，是為教育提醒新一代提防新納粹。但這一充滿社會政治意味的回答（雖然眾所周知，葛拉斯一生的寫作演講，從不避諱做公開的政治上及意識形態上的呼籲），卻無法解釋小說中堅定的反戰信念及其政治上濃烈的左派色彩源於何處。
興許《蟹行》裡葛拉斯真正想對自身詰問的，該是「為什麼現在還不寫」！就在它出版幾年以後，葛拉斯在其自傳《剝洋蔥》（Peeling the Onion，2006）裡，公開坦承年少接受徵召入伍時，曾是納粹黨衛軍的成員。剝開外皮的洋蔥果然嗆鼻刺眼，一時間假道學、虛偽左派的評價四處濺溢。
自揭納粹徵召道德蒙塵
要知道，雖然老先生一早承認年少時曾是納粹青年軍一員，但在當時的法西斯黨國教育體系下，青少年加入這類青少年組織本也無可厚非，或屬無奈之舉。可是接受徵召時加入的並非一般德國國防軍，而是隸屬納粹黨親衛部隊的黨衛軍（雖然老人聲稱是被動接受派駐），卻使得葛拉斯活躍在公民社會領域中的德國良心招牌大大的蒙塵。更有甚者，眾多素來不滿他利用社會影響力幫德國左派社民黨助選的右派對手們，甚至寫信給斯德哥爾摩皇家委員們投訴葛拉斯，要求收回諾貝爾文學獎。
（照片來源／RuhrNachrichten.de）
這一切劇碼當然有政治表演的嫌疑，卻也非無的放矢，早在葛拉斯因《鐵皮鼓》中對納粹德國的深刻批判，獲得了巨大的道德聲譽後，他旋即開啟了其活躍的「政治生涯」。反戰、反核武、批判新法西斯主義、反對兩德急統、批評以色列好戰政策，同時間他長期支持偏左派的德國／西德社民黨（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SPD），還當過該黨已故前總理勃蘭特（上圖中，Willy Brandt，就是跪在華沙猶太人起義紀念碑前道歉的那位）的幕僚。
正是由於葛拉斯在公領域的話語權來自其批判納粹而攻佔上的道德高地，因此他隱瞞身為「黨衛軍」的事實，才會成為一個不可避免必須正面處理的議題。為此老先生只能在社會各界批評最盛時（連SPD都發表聲明與他作政治切割），發表公開聲明為此致上深深歉意。
葛拉斯出版其自傳後的社會反響，也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絕佳的反思支點，那就是習於運用佔據道德高地策略的社會批評者們，或都必須面對相似處境；當我們以對各式高標準價值的堅持來嚴以待人時，常常必須維持同樣高標準，甚至更為嚴苛的純潔性來要求自己。
可是若作出社會批評時，不預設各式價值理所當然都是正確的，放棄佔據道德高地的方便做法，而將嚴謹論述欲提倡的價值觀，視為是與社會說理和對話的重要環節，或許現代的「知識分子」們，才能更好的擺脫這一處境。
不過，當我們以為葛拉斯公共生活上的政治挫敗，足以回過頭來否定掉其文學上的成就時，這樣的斷言又會顯得太過頭了。因為支撐其一生孜孜不倦以反納粹作為題材來寫作的創意泉源，很可能就是他那老是說不出口的「黨衛軍」真相所帶來的負疚感。所以對葛拉斯的悼念，也只能在剝開洋蔥後，了解其隱瞞的真相後，才能正確地評價其文學成就。
（照片來源／Cinabrio Blog）
用書寫臨摹歷史真相
正如皇家學院在其獲獎評語上所言，葛拉斯擅長「以超現實手法臨摹歷史被遺忘的面貌。」對葛拉斯而言，當政治現實既冷酷又羞恥地說不出口時，要利用何種書寫方式才能宣之於口，才是一生文學創作上面對的重要課題。
當我們看到葛拉斯在成名小說《鐵皮鼓》中為處理歐戰前法西斯思想如何逐步改變但澤的社會面貌這一史實，而發展出的運用大量象徵性的，嘲諷的筆法，如主角為不被帝國化，就任性的決定一輩子維持三歲狀態的超現實設計；以及運用的獨特表現形式讓苦難變得可以書寫，像在《狗年月》中，葛拉斯便有意識地將小說各篇的結構設定成人與狗在戰時的命運對比等，都是當代小說中，利用天馬行空的創意來描繪政治現實的很好範本。
我們可以說，致力讓因政治因素影響而變得難以啟齒的羞辱與苦難，透過藝術創作的轉化而再現（represented），才是其文學成就所在，就更別說葛拉斯用超現實手法處理政治的寫作策略，影響了文學後進們有關小說裡的政治要如何處理的啟示了。
「時間在幽睡的百合間，匆匆流逝」（引自葛拉斯的詩〈幽睡的百合〉），老人碰巧死於歐戰結束七十週年之際，提醒著我們，正因戰爭記憶在見證者們的書寫下得以維護，使得當代國際政治在即使非常緊張的局勢下（如冷戰），仍能成功維持大致的和平局面；但在老人們逐漸凋零後，沒有戰時記憶的這一代，會否在重溫葛拉斯作品時再度理解當中濃烈的反戰遺緒？
 吳振南 |
旅居臺灣的馬來西亞人，政治大學哲學系畢業，前媒體從業員，目前是專職相妻教子的家庭煮夫與兼職文化玩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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