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來西亞收入分配不公為東南亞最高，情況嚴峻令人無法忽視，結構性經濟問題更涉及教育素質、企業壟斷、政府貪污腐敗等弊病，不是單純派發一馬援助金就能解決。我們樂見民聯版本的預算案提出遺產稅和資本盈利稅的政策，這也許是重拾階級用語和階級政治的開端，它迫使納吉政府無法以宗教或族群動員來回應現況，也迫使國人思考除了宗教或族群以外，我們的階級身份究竟是什麼。
【本刊特約／林嘉翰】
2015年度聯邦政府總預算出爐後，主流媒體和網絡充斥「M型社會」和「消失的中產階級」等字眼。顯然輿論咸認為無法從預算案中受惠，而即將實施的消費稅勢必加劇貧富不均。
「M型社會」（M-shaped Society）的概念，早見於美國管理學者威廉•大內（William Ouchi）的著作，爾後由日本趨勢專家大前研一（Kenichi Ohmae）提出而廣為人知，蔚為流行。它是指社會財富分配的兩級化，除了少部份人能攀上金字塔頂端，其餘大部份只能分得一小部分的國家財富，中產階級則逐漸消失。但鮮少人討論一個陷入「M型社會」的國家會招致怎樣的後果。當一國人民的購買力被削弱，製造出來的產品無人購買，生產過剩、需求不足導致停滯，不啻為實體經濟危機的典型例子。
在這裡必須先廓清幾個問題，首先，如何界定中產階級？「M型社會」是如何形成？以及有無任何解救方案？
根據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數據，2012年馬來西亞活在貧窮線下的人口比例只佔1.7%，這意味著大部分國人都屬於中產階級。那麼該如何定義中產階級？世銀將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調整後，界定每日收入超過2美元者（等同每月收入少於200令吉）為中產階級，毫無疑問這完全脫離現實。其他關於中產階級的定義亦非常廣泛，例如個人月入從2,300至7,000令吉，另有學者將月收入達5,000至10,000令吉的家庭定義為中產階級。
如果按照以上標準，一位剛踏入社會的大學畢業生都可能屬於中產階級。問題是，身為中產階級的一份子，你至今是否依然為生活苦苦掙扎？或者這麼問，當你須為生活掙扎時，還有資格被稱為中產階級嗎？其實，任何一種定義並不重要，這些例子只告訴我們一件事：不論你屬於「中產」抑或「貧窮」，都只是可被操縱的概念和計算方式。換言之，「中產階級」只不過是一種被製造出來的幻覺。
「M型社會」雖然是新興詞彙，但從來不是一個新的概念，而且還略顯蒼老，足足有150年的歷史，只是沒什麼人願意撥開鋪在上面的塵埃。早在150年前馬克思已預言，當工業和技術水平成熟且變得不再活躍、市場飽和導致生產過剩，企業無利可圖唯有將工資水平壓低。當許多領域普遍存在寡頭壟斷時，企業擁有決定商品的售價能力，平民百姓則被肆意壓榨。這種情況將使階級間的分化日益加深。2009年，最富有的20%美國人擁有高達87.2%的國民財富，是19世紀20年代以來，富人財富佔有率最高的一年。
為此，主流經濟學家和自由主義者卻準備反駁，自由市場讓每個人有向上流動的機會，難道這些精英的社會地位不是靠個人努力換來嗎？是的，如果政府具備完善的資源再分配機制，理論上人人都有獲得成功的平等機會。但法國經濟學家托瑪•皮凱提（Thomas Piketty）的新著《21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卻戳破了這一幻想。
《21世紀資本論》告訴我們，由於頂層階級的財富不斷累積，階級分化不但日趨嚴重，而且還進入了「世襲資本主義」時代，如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曼（Paul Krugman）所批評「經濟的制高點不是掌握在有才華的個人手中，而是被家族王朝所主宰」。在個人努力難以獲得回報的年代，便很容易被投資股票市場或炒賣房地產等快速致富途徑所吸引，而且政府也鼓勵我們這麼做，因為每一次房產轉售，交易額都會納入國內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裡，縱使交易過程並無生產任何產品（你現在也許會猜測，房價高漲其實是政府默許的結果）。
《21世紀資本論》的結尾寫道，市場經濟擁有分化的力量會，將威脅到民主社會及其基礎，即社會正義的價值。為此托瑪•皮凱提寫下了一道藥方，呼籲在全球範圍內對財富徵稅，譬如遺產稅（想必民聯的2015年度替代預算案由此獲得靈感），讓財富得以重新分配。這裡卻存在一個近乎幻想的期許，那就是全球左翼政黨都取得政權。
據世銀資料，2009年馬來西亞的基尼指數（Gini Index）是0.462，顯示我國的收入分配不公是東南亞最高，也位居亞洲前5名。情況嚴峻令人無法忽視，馬來西亞的結構性經濟問題更涉及教育素質、企業壟斷、政府貪污腐敗等弊病，不是單純派發一馬援助金就能解決的。
我無法提出治理以上問題的簡要方案， 但樂見民聯版本的預算案提出了遺產稅和資本盈利稅的政策，儘管吾人對這兩項政策不抱任何期待，因為工人無祖國，資本一樣沒有。在全球化的今天，資本可能會為了避稅而選擇撤離。值得高興之處，在於也許這是我們重拾階級用語和階級政治的開端，它迫使納吉政府無法以宗教或族群動員來回應現況，也迫使國人思考除了宗教或族群以外，我們的階級身份究竟是什麼。
 林嘉翰 |
馬來西亞拉曼大學經濟系畢業，現於私人機構擔任風險分析師。偶爾喜歡寫詩，偶爾活躍於非政府組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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