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來西亞至今仍難走出人治之殤的深層原因是：巫統對憲法的詮釋裡，將國家主權幾乎等同於馬來人特權，這干擾了一部以法治為基礎的憲法對平等之要求，而且在巫統的民意基礎薄弱時，王室甚至連伊斯蘭黨也盡力競逐代表這樣的國家主權想法。從雪州政局發展看來，民聯這種想要繞過憲改的政改模式是行不通的，不僅是因其掌握的資源遠不及巫統，更根本因素是現有憲法內容，並不符合民主轉型的要求。
【文／吳振南】
已故副首相嘉化峇峇於1992年在國會就柔佛蘇丹毆人事件提出國會修憲廢除統治者免控權之時，一定沒有想過，歷史會有個極其反諷的迴響，那就是在巫統政權搖搖欲墜的當下，各州王室重新取得了守護國家主權的代表性，藉此不再是阻擋巫統統治的絆腳石，轉變為巫統鞏固權位最重要的合夥人。這可說是當年反封建最力的前首相馬哈迪也料想不到的發展吧！
我們要從此一脈絡來理解蘇丹沙拉夫丁（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在當前雪蘭莪州大臣風波里的諭旨內容，才能對陛下的「訓斥」有所理解。其實，2008年政治海嘯以來發生的數次王室介入政爭事跡表明了，各州王室和掌握行政機器的巫統合作能為自身帶來龐大經濟利益外，也突顯了各州王室已不再滿足於虛君制君主立憲下，其純粹儀式性（purely formal）的憲法定義。
（照片：The Star／Asia News Network）
尤其已故霹靂蘇丹阿茲蘭莎（Sultan Azlan Shah，上圖）在2009年支持霹州政權易幟後，為自身支持巫統執政所作的辯護，更對此作出了清楚陳述。他認為統治者的角色應超然於憲法字面上的意義，因此他得出統治者有責任維護憲法精神、法律原則、國家與國民利益的結論。在這樣的觀點下，實則賦予了統治者一種超然於法律之外的體制守護者地位。
介入政治：違反虛君立憲精神
姑且不論統治者的政治介入是否有自身利益考量，就算完全以其身價值觀（不論對錯）出發，例如蘇丹阿茲蘭莎認為除了體制守護者觀點外，政爭不利霹州經濟民生也是其考量之一；雪州蘇丹也直指不接納「受遙控」的大臣，並隱然回應保守社群不想女性出任大臣的想法。這些作為雖不至於完全違反憲法的字面條文，卻是違反了虛君制君主立憲的憲法精神。
蘇丹阿茲蘭莎受過良好的英式法律訓練，曾出任馬來西亞大法官，對英國式君主立憲制的精義不會沒有正確掌握，譬如說他曾著書指出法治（rule of law）對君主立憲的重要性。
我們都知道，在政治上的「法治」，不同於依法而治（rule by law)，對此政治哲學家海耶克（Friedich Hayek）在《自由的構成》（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中有相當精彩的定義：「……最高立法者絕不可能用法律來限制他自己的權力，這是因為他隨時可以廢除他自己制訂的法律。法治因此不是一條法律中的規則，而是一條有關法律應當是什麼的規則，它是一種後設法律的理論或是一種政治理想」，這就是為何我們要用一個獨立於政府或統治者之外的司法體系，去解釋憲法條文及其精神的原因。
實際上在英國傳統政治觀點下，虛君制君主立憲的根本是法治，且給予統治者或政府而非獨立於行政體系的司法體系超然的憲法地位，只會使得馬來西亞的君主立憲是傾向人治（rule of man)。
更為重要的事實是，當代虛君制君主立憲的歷史發展過程本身，就已向其他採君主立憲國家清楚說明，為何以法治為君主立憲基礎的制度設計，比以人治為基礎的君主立憲更能帶來國家的長治久安。
節制皇權：英國傳統源遠流長
當代英國君主立憲體制是1688年光榮革命的成果，實際上英國行君主立憲體制卻遠比1688年體制要源遠流長得多！早在1215年英王約翰（King John)由於對法戰爭失利又得罪教廷，遭貴族挾持簽署了削弱國王絕對權力，保護平民權利的《大憲章》（Magna Carta）開始，英國就有了立憲的政治傳統。但當時政治實權仍在國王手中，這種人治的結果就是為英國帶來了數百年間皇室與貴族及平民間大小不斷的衝突，持續升高的對峙最終在1642年導致發生革命式內戰，結果使得英國封建王朝被推翻。
但建立共和國的護國公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卻專制統治，使得他死後共和國就被推翻，皇室復辟成功。繼任的查理二世（Charles II）在位期間始終致力恢復皇權，並在死前留下君權神授說的政治遺產，這種沒人能節制的皇權思想反而促成光榮革命發生。
光榮革命後英國國會以簽署超然於皇權之上的《權利法案》（Bill of Rights）為威廉三世（William III）即位條件，自此英國步入以《權利法案》內容為本的法治君主立憲體制，從前的皇室與貴族及平民間的大型衝突亦不復見。由此可見，制訂一部超然於政府或統治者的權利法案，經常比起讓掌權者擔任仲裁的體制，更為穩定、更能反映民意。
不僅英國君主立憲發展史能說明，法治是比人治更為合理的制度設計基石，當代另一運作良好的君主立憲國日本的制度發展，也與英國有類似經歷。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君主立憲雖設議會選舉等，但實際上卻是以恢復天皇實權為目的的一場政治運動，因此我們若從當時日本君主立憲以人治為本這一觀點為鋪墊，爾後軍國主義者掌權並發動二戰的發展可說順理成章了；日本戰敗後，天皇被迫放棄政治權力，日本在美國占領軍政府監督下實施以法治為主的君主立憲，其憲政才正式步入運作良好的時期。
然而，即便上述分析無誤，馬來西亞至今仍難走出人治之殤。一個更為深層的原因是巫統對憲法的詮釋裡，將國家主權幾乎等同於馬來人特權，這干擾了一部以法治為基礎的憲法對平等之要求，而且在巫統的民意基礎薄弱時，王室甚至連伊斯蘭黨（如劉鎮東所指的伊黨內「巫統2.0派」）也盡力競逐代表這樣的國家主權想法；一如我們在雪州換大臣風波裡看到的政局亂象，可說正是上述競逐的具體呈現。
轉型未竟：民聯政改模式難行
雖然民聯早在2008年後提出「人民至上」（Ketuanan Rakyat）的想法，試圖取代馬來人特權，但觀照這次雪州危機，這麼多年來，他們連盟黨內部的保守派都無法說服，所以可以預見，即使民聯獲過半國會議席執政，也很可能無法完成修憲這道邁向法治的關鍵步伐。
事實上，第十三屆大選前，民聯內部也有人提出，一旦政黨輪替成功，應拉攏王室以保障政權順利過渡。不過，從雪州政局發展看來，民聯這種想要繞過憲改的政改模式是行不通的，不僅是因其掌握的資源遠不及巫統，更根本因素是現有憲法內容，並不符合民主轉型的要求。
因此，若讀者們真能認同走出法治仍是虛君憲政之基礎，恐怕除了投票外，我們也許得發起類似像淨選盟那樣的政改團體，表達對憲政的訴求，敦促民聯提出符合法治的憲改白皮書，力求馬來西亞未來的憲政發展，不會更往人治路上走偏了。
 吳振南 |
旅居臺灣的馬來西亞人，政治大學哲學系畢業，前媒體從業員，目前是專職相妻教子的家庭煮夫與兼職文化玩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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