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缺乏石化燃料，加上反戰和平觀念為推動力而拒絕核能，轉而擁抱再生能源，讓全國上下匯聚了巨大民意，一起推動能源轉型為國家的戰略目標，是動搖國本的劃時代國策。格局決定結局，我對代價不菲的德國能源轉型，是樂見其成的。反觀馬來西亞這個南洋小國，天然資源得天獨厚，擁有豐碩的油氣資源成為石化燃料。但是執政黨目標不清，追求能源多樣性，又要發展再生能源、又羨慕先進國的核能，基本上是自相矛盾的。我們不應只要求政府提供更多電力，而不深入探討如何發電、是否節能環保等課題。
▲Vattenfall集團經營的褐煤發電廠。背後「冒煙」的是超大型的冷卻塔，「煙」其實是水蒸氣。（照片來源／陳泓縑）
【文／陳泓縑】
去年3月8日，飛往北京的馬航370失聯當天，我承蒙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會（Friedrich Ebert Stiftung，FES）邀請，遠赴德國進行能源轉型考察。成立於1925年，以德意志聯邦共和國首任民選總統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命名的FES，是德國社會民主黨（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SPD）屬下的政治基金會。它在海外駐有辦事處，通過國際交流與合作來促進社會民主、永續發展與國際理解。馬來西亞民主行動黨與德國社民黨同走中間偏左的社會民主主義路線，也就是姐妹黨，遂有此淵源受邀參與考察。
此次考察團裡，由巴生國會議員查爾斯（Charles Santiago）和我代表行動黨參與。其他團員包括日本的五屆國會議員Abe Tomoko（名字一樣是安培，但非首相，是女性議員）、韓國Pil-Ryul Lee教授、菲律賓公民行動黨（Akbayan）黨魁Theresia Hontiveros Baraquel、Los Baños市長 Caesar Pabalate Perez及公民團體代表等，共十人。為期一星期的考察之旅，開闊了視野，也讓我對能源政策有進一步的思辨。
能源轉型是政治決定
所謂「能源轉型」（或譯能源革命），德語是Energiewende，意指德國要廢除核能與逐步減少石化燃料，並以再生能源取代的政策／計劃／項目。它始於2000年頒布的《再生能源法案》，核心政策就是目前馬來西亞開始實行的再生能源發電的固定上網電價制度（Feed-in-Tariff，FiT），對推動以風能、太陽能等再生能源的發展發揮關鍵作用。2011年日本福島核事故後，德國政府進一步修訂《再生能源法案》，提出一個雄心勃勃的能源轉型戰略目標，矢言到2020年35%的電力來自再生能源；2022年，核電廠全面停產；2030年50%以上電力來自再生能源；2050年再生能源要占80%以上的壓倒性電力消費比重。
▲東部費爾德海姆（Feldheim）鎮的風力發電塔群。（照片來源／陳泓縑）
此次啟發了我：能源轉型是政治決定，並非科學決定。一個國家制定能源政策，決定以怎樣的能源來發電，其過程是政治的，不是科學的。也就是說，政策制定不是交由一群技術官僚，科學地、理性地經過排列、比較諸多能源的利與弊後，在科學上正確無誤的決定。反之，決定以怎樣的能源發電，取決於利益、意識形態，甚至深層歷史文化心理。而這些因素，都是政治的。
例如，德國能源密集工業擔心能源轉型造成電費起價，減低競爭力，國內四大能源企業當然反對能源轉型計劃，因為傳統煤炭和核能發電將面臨淘汰的風險。有者甚至狀訴政府要求賠償，因為獎掖再生能源等於「歧視」非再生能源。美國右派和中國某些民族主義者認為節能減碳會損壞經濟，甚至有懷疑論者批判本世紀開始就成為全球熱門課題的氣候變化課題是虛擬的。
既然能源政策的制訂是政治的，必然與一國政治脈絡息息相關。2000年頒布《再生能源法案》時，德國執政者是社民黨和綠黨的中間偏左紅綠聯盟政府，當時的主要推手為綠黨。到2011年修法時，已該由基民盟（CDU）及其巴伐利亞姐妹黨基社盟（CSU）的右派聯盟上臺。2013年國會選舉後，默克爾（Angela Merkel）的社民黨、基民盟、基社盟達成共識左右共治，共組大聯合政府。社民黨主席加布里爾（Sigmar Gabriel）出任聯邦副總理，兼掌主導能源轉型的聯邦經濟事務與能源部。
Energiewende基本上是一項超越左右的共識。在國會表決時，不支持《再生能源法案》修正的，並非反對推廣再生能源，而是不滿意能源轉型目標訂得不夠大、不夠快。2013年德國大選時，綠黨更在競選綱領中提出，要在2030年達到100%再生能源電力生產目標。德國民調顯示，高達80%民眾認為能源轉型目標正確，但僅有40%對其具體實施滿意。就算民眾對能源轉型引發的陣痛抱有怨言，但基本上都支持此政策的大方向。
德國為何拒絕核能？
需要釐清的是，有關何謂潔凈能源（clean energy），國際間的看法不一。李教授告訴我們，韓國為了能源安全而全面發展潔凈能源，除了再生能源，還有核能。日本國會議員安培則說，就算福島核災歷歷在目，但為了國際競爭渴望擁核，日本政府想重新支持核能。連馬來西亞這個東南亞小國，也於2010年內閣通過擬在2022年興建兩座核電廠，雖然能源部長較後證實國陣政府暫時擱置該計劃。
▲柏林民宅天臺的太陽能電板。（照片來源／陳泓縑）
在德國Energiewende的脈絡裡，國內17座核電站就是能源轉型首先替代的目標。現任總理默克爾本人是贊同核能發電的，但在福島核災後，也亟需回應國內支持能源轉型的龐大民意和社會共識，立即關閉其中9座核電站，發電量減少了7%。剩餘9座將在2015年至2022年停止運轉。因此，要追問的是，為何德國民眾反對核能轉而支持再生能源的意願如此強烈？
或許韓國李教授的話啟發了我。他說，該國看待核能，等於看到解放，因為二戰由一顆投去廣島的原子彈而結束。依此類推，面對韓國、朝鮮、中國的競爭，日本就算經歷福島核災，也想重拾核能。
德國和日本不同。日本大多時候的當權派都愛參拜靖國神社，懷念菊花與劍的大和民族精神。德國不論左右，在發動兩次世界大戰、經歷冷戰格局下兩德分裂到統一，都有著對歷史的懺悔，以及珍惜包容的和解心態。從第一天到達柏林開始，我就深深感受到這種無處不在的懺悔與和解精神。柏林圍墻的遺跡、市中心的猶太人大屠殺紀念碑廣場、到社民黨總部Willy Brandt Haus，以勃蘭特（Willy Brandt，1970年時任西德總理在華沙猶太人隔離區紀念碑前為德國二戰罪行而下跪）命名，都不斷提醒德國人反戰和平的重要。
顯而易見，Energiewende在德國之所以享有廣大支持，超越左右形成社會集體共識，源於對二戰的深刻反省拒絕核武。社民黨也甚至以拒絕核能間接傳播國際和平為由，作為能源轉型另一項的政治目標。在德國人看來，核能就算是充作和平發電用途，但人類社會到目前為止對於處理核廢料的輻射和污染問題，沒有十足的把握，而且一旦開始就難有回頭路。德國經驗表明，開採鈾礦（核反應堆的原料）帶來的環境修復問題，往往需要花上鉅款。就算鈾礦地才有7千人居住，也寧願斥資億歐元修復，才符合環境正義，德國人是真的如此認為。
核電往往被視為一國工業化的最高境界之一。馬拉西亞自許在2020年邁入先進國行列，巫統／國陣內閣以做慣萬年執政黨的思維，加上核電集團在先進國家難覓新商機，遂相中發展中國家欲高度工業化的意願，向馬國政府遊說設立核電廠，推銷核電除了乾淨，更是廉價的發電方式。此次考察到訪的停產發電廠和原鈾礦修復地區，提醒我們，核電集團的報價書中，肯定有兩項成本未算進來：一是前鈾礦開採的修復工程所需費用，二是核電廠停止操作的費用。對，停止運行中的核電廠是一項龐大工程，需要花上好十多年來逐步停止，需要錢的。
▲修復後的Wismut原鈾礦區，現為民眾公園。（照片來源／陳泓縑）
綠色革命的陣痛
既然德國政黨不分左右共同為能源轉型搖旗吶喊、民眾對歷史深層的反思後拒絕核能，能源轉型在德國可說是「決定了就勇往直前」的國策。既已勇往直前，那還邀請東亞國家的中間偏左政治、學術圈、公民組織來柏林考察什麽？我認為，FES旨在吸取國際戰友的回饋，以旁觀者的眼光，審視德國能源轉型的經驗。
得益於舉國上下的社會共識，德國的再生能源領域發展確實神速，取得驕人成績，再生能源從2000年的不足7％上升至目前25%。2004年以來，再生能源投資增長了122%，造就了接近38萬個就業崗位。尤其自1990年以來，德國溫室氣體排放已降低25.5%，超出了《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規定的到2012年降低21%的承諾。
不過，德國也為此付出代價。唱衰Energiewende的輿論，往往集中在以下議題：
一、電費上漲，勞民傷財：發展再生能源，首先得解決誰來買單的實際問題。能源轉型的核心政策，德國的FiT模式，基本概念就是政府從人民（電力用戶）身上拿錢去補貼願意投入再生能源發展的先行者。以此創造市場規模，吸引投資者進入再生能源市場，技術創新後進而減低發展再生能源成本。因此，發展再生能源是羊毛出在羊身上，電費焉能不上漲？
有統計稱德國消費者在2014年支出了200億歐元補貼再生能源。這些電供的本來市場價格只是30億歐元。過去三年，德國家庭電費平均上漲了四分之一。甚至有說，每年都有30餘萬戶德國家庭因電費欠繳而中斷電供。FiT模式的財政補貼創造了再生能源市場的「虛假」繁榮，成為國家全體的負擔。
二、再生能源，成事在天：再生能源尤其是太陽能和風能的其中一項特點，就是由不得人類作主。幾時發電幾時停電，那得看老天爺，今天有沒有風和日麗。太陽光有多猛、風有多勁、電供才有多強。FiT模式又規定德國電網必須優先購買再生能源電力，造成風和日麗時再生能源過多就減少石化能源供應，一旦天氣陰霾無風，石化能源又得重新啟用。
也就是說，再生能源的發電量越大，石化能源發電設備的使用率就越低，設備的折舊和運行成本就越高。一旦天氣和風力等外在條件不允許，大量的再生能源供應，也需要保持巨大的石化能源的儲備發電量。結果是，2014年德國的煤炭發電不減反增，煤炭儲備量也增加了。這除了不符合經濟效應，也令人懷疑實際結果和減碳目標是否背道而馳。
▲由EWN（Energiewerke Nord GmbH）公司管理，位於柏林萊茵斯堡（Rheinsberg）的除役核電廠。（照片來源／陳泓縑）
三、建設電網，北電南輸：再生能源的不確定性，加上德國的地理位置，使到如何將再生能源的基地比如海邊（有較強勁的風力）或者陽光較猛烈的地方，運送到城市等電力負荷中心，成為德國的挑戰。要應付這點就需穩定的電網傳輸和智能調控。為此，建設電網、北電南輸，將北部近3200萬千瓦綠能傳送到南部的負荷中心，是未來十年的基建大計。不用說，這些大型基建又需砸下另一筆鉅款。
四、能源革命帶來創新：針對這些責難，能源轉型的辯護者，都能予以有力反擊。有關德國電費的增加，有人分析出，德國電費平均占個人預算的2到2.5%，比美國的電費平均占個人預算4.5%為低。長此下去，再生能源加速部署，必進一步降低成本。大量再生能源進入電力市場，也必定降低其他傳統能源的競爭力。
▲由Vattenfall集團經營的Lusatian褐煤採礦區。（照片來源／陳泓縑）
至於再生能源的不穩定，以及建設電網來北電南輸，都是技術問題。不穩定發電的挑戰將會帶動蓄電技術的創新。至於北電南輸，德國還在2014年7月推出一項曠古未有的新政策：民眾可投資入股德國新骨幹輸電網的建設，將獲得到最高5%的派息。這項政策對金融和投資市場帶來巨大震撼。要知道，歐洲央行已對基準利率一降再降，降至0.5%的歷史最低位，德國市場上通常10年期住房貸款利率也不過才2%。
與德國聯邦經濟事務與能源部、國會議員、智庫、學術界交流時，除了聽到能源轉型的決心，還有如何超越、應對未來挑戰，鮮少歌功頌德、能源轉型必定成功的官方說法。德國政學產各界都明白，能源轉型，需要中期檢討，已實施13年的再生能源發電固定上網電價制度（FiT）需重新修正。政府也清楚意識到，Energiewende 必須從1.0的「計劃經濟」時代，過度到2.0的「市場經濟」時代。對再生能源的補貼會與時並進，進一步重組和降低。到訪經濟事務與能源部時，官員就說重新修訂再生能源法案，將是今年的工作重點。
能源轉型，是名符其實的綠色革命。所謂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皆大歡喜的趴地（party），有革命就必定有破壞和創新。能源轉型，帶來的不只是技術創新，也為源自工業時代的能源產業帶來全新的思維——更民主化、去中心化的電力供應。德國之旅的最後一站，是拜訪東部一個小鎮費爾德海姆（Feldheim）。鎮長Michael Knape向我們講解社區合作社如何投資開發太陽能、風能、沼氣和生物質能，除了提供自身應用，也賣電給電網。這無疑創造就業機會，也為地方財政帶來稅收。
再生能源的發展，不只挑戰了現有的電力市場設計，也重新定義政府與人民在能源轉型中的角色。費爾德海姆小鎮的例子證明，社區和個人在德國能源轉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工業時代的發電方式是集中的、資本密集的，由此企業才能產電。考察中前後到訪褐煤發電廠和褐煤開採地，見識了宛如阿凡達電影中的人類竭盡所能用盡環境資源的場景，所有機械都是超大型的。後工業時代的再生能源生產，是分散的、你能我也能的，誰家的屋頂都能裝上太陽能電板。德國一半以上的再生能源來自城鄉個體居民，而本來的四大能源企業在再生能源總產能中僅占6.5%。
▲考察團攝於德國社民黨總部，背後雕像是社民黨一代偉人勃蘭特。（照片來源／陳泓縑）
結語
德國缺乏石化燃料，加上反戰和平觀念為推動力而拒絕核能，轉而擁抱再生能源，讓全國上下匯聚了巨大民意，一起推動能源轉型為國家的戰略目標，是動搖國本的劃時代國策。它不執迷於能源的多樣性（再生能源本身就是多樣的），決定擁抱再生能源後，就不東拉西扯要發展別的能源。先確定目標，再摸著石頭過河時，邊走邊唱解決隨之而來的挑戰，並因為有了挑戰就會尋求創新之道來克服難題。所謂格局決定結局，我對代價不菲的德國能源轉型，是樂見其成的。
反觀馬來西亞這個南洋小國，天然資源得天獨厚，擁有豐碩的油氣資源成為石化燃料。但是執政黨目標不清，追求能源多樣性，又要發展再生能源、又羨慕先進國的核能，基本上是自相矛盾的。本文不打算長篇大論我國的能源政策，只需點出的是，我們不應只要求政府提供更多電力，而不深入探討如何發電、是否節能環保等課題。在美國專欄作家弗里曼（Thomas Friedman）所說的能源氣候紀元裡，能源政策將是一國亟需學習如何面對全球氣候變化的新課程。
 陳泓縑 |
馬來西亞沙巴斯里丹絨區州議員，民主行動黨黨校校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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