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清祥是不是馬共對新加坡後來的政治發展，乃至於對林清祥本人都沒有太大的意義與作用。我認為「林清祥到底是不是馬共」的問題，應該休止在他本人最後作出的聲明。官方論述長期的指控與追問，動輒提出來激辯一番，無疑是一種政治霸凌；但如果修正主義學者僅以抵死不認或全面否認作為回應，將歷史的複雜性與幽深二元化，何嘗不是另一種敘事暴力。
【文／潘婉明】
國喪剛過，一本試圖要「修正」修正歷史主義的書“Original Sin?”: Revising Revisionist Critique of the 1963 Operation Coldstore in Singapore（Singapore: ISEAS, 2015）辦了新書推介，作者Kumar Ramakrishna（上圖）的書寫機動在於修正近日修正主義學者對新加坡建國歷史的觀點。他認為孔莉莎（Hung Lysa）、覃炳鑫（Thum Ping Tjin）和羅家成（Loh Kah Seng）等人主導的「修正派」（Alternates）正在建構一個「新新加坡史」（New Singapore History），要來替代現有的主流歷史論述。他們以1963年的「冷藏行動」（Operation Coldstore）和社陣領袖林清祥的政治魅力為主軸，力陳是次大逮捕是政治迫害，也是人民行動黨的「原罪」，從此改變了新加坡歷史的取徑。
「馬共」不可避免地再度成為關鍵字。這事大可以從去年《星國戀》（To Singapore, with Love）被禁映談起。其時媒體發展管理局審查該片後訂為「任何分級均不允許」（Not Allowed for All Ratings, NAR）級別，一時引起議論紛紛，許多人認為此舉沒有必要。不過政府隨即作出最高規格的回應，總理李顯龍指馬共以武裝暴力奪權是已無異議的歷史事實。換句話說，馬共就是「原罪」。
去年12月初，傅樹介醫生在「新曼得拉」（New Mandala）網站發表評論Singapore’s “Battle for Merger” Revisited，引起新加坡駐澳洲最高專員Burhan Gafoor的長篇回應，兩人一來一往地交鋒，林清祥是不是馬共之辯占據不小篇幅。此時總理李顯龍在臉書分享了他在國家圖書館參觀題為「爭取合併的鬥爭」展覽所拍攝的照片，一張是林清祥的親筆文件，另一張是署名「王明」的「共產黨學習小組」文件。他指兩者筆迹相同，以此指控「王明」即林清祥，則林清祥即馬共無疑。
差不多同期間又有「反共標誌」的設置。政府去年底在濱海灣公園豎立了一面碑牆，紀念那些在反共鬥爭中喪生的平民和戰士。今年1月中，總理李顯龍再度在臉書上載了相關照片，指歷史修正主義學者及前馬共否認這個歷史事實，乃不尊重那些為新加坡的自由而戰鬥的人們。
用馬共話語指控林清祥
經此密集的動作之後，Kumar以學者的身份，以「修正」而非對話或駁斥之姿進行非常具有針對性的回應。但就其參考材料言，這似乎不是單獨創作。文中大量引用以中文書寫的馬共／左派當事人敘述，而這些資料多作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式使用，用馬共的話來證成林清祥就是馬共。
然而馬共對於大部份新加坡群眾而言是已經沒有任何經驗及知識的存在，反而因為這段期間的議論往還才意識到它在建國史上有所爭議。馬共不再是國家安全威脅，而且在人民行動黨版本的建國史冊裡，它已經「被打敗」了，那麼這個「失敗了」的武裝奪權鬥爭不斷被提出，層級之高及至總理親身下海，勢必有其作用。
馬共的剩餘價值在於它作為凝聚全國團結的「共同敵人」，可以為李光耀的政治鐵腕背書，維護他生前身後的一致性。由於勝利者的敘事版本太成功，馬共的臉譜日漸模糊，不為人記憶。如今強人病逝，繼承者並未面對到轉型正義的壓力，因此不但歷史敘事空間未有鬆動或進一步開放，反而在收緊和壓縮，加大力度貫徹污名。
沒有臉譜的「共同敵人」欠缺說服力，死咬著林清祥是很高明的手段。沒有其他人作為馬共比林清祥作為馬共更有效抵銷他的政治光環了：他是最理想的有臉譜的「敵人」。
隨手拈來的例證：某日我才坐上的士，司機不知講到甚麼突然罵起政府，說現在的人都不懂歷史，新加坡不只有「某個人」，大家都忘了林清祥！我接著說，沒有忘，很多人都記得他，懷念他，只是年輕一代沒有經歷過那個年代，也沒有機會接觸那段歷史。司機見我竟然接得上話，反而止住話題。這是許多吃過暗虧受過傷害的老一輩的反應，在敵友未明之前，自律和多疑機制自動啟動。但這已經說明，林清祥在許多人的記憶裡有頭有臉。
（照片來源／AsiaOne.com）
時代青年自主投身運動
林清如（上圖）在其回憶錄《我的黑白青春》（2014）也力持一貫的立場，否認自我和林清祥的馬共身份。書中附錄了林清祥生前所寫的〈《答問》遺稿片段〉，也在許多地方就李光耀的指控作出糾正和澄清。林清祥自承「自己響應時代號召，毅然加入了抗英隊伍而非親英隊伍感到自豪」，因為在那個時代背景下，「當時的理想是為擺脫英國人統治，為實現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的馬來亞而奮鬥。」而林清如也表示他作為那個時代的青年，「投身群眾運動，是很自然的選擇，不需要任何人特別指使。」
這是許多同時代人的共同經歷。事實上咬定抗英同盟無助於坐實林清祥即馬共的指控。如果我們細讀文獻就不難發現，抗英同盟是一個年輕的、不斷犯錯的地下組織，1957年因自身的運作瓶頸而停擺。抗英同盟在發展和吸收新員方面最重大的守則就是保持嚴密，嚴禁橫向聯繫，但發展和保密在本質上是矛盾的，執行起來相當困難。由於組織規範繁多但約束力低，故而也常發生上下失聯的情況，又因層層考察和試探耗時良久，也必須放棄未通過考驗的不適任者，更進一步加寬嚴密的缺口。因此參加抗英同盟而後轉進而成共產黨員抑或中途脫離，是有可進退的。林清祥的進退，在其〈《答問》遺稿片段〉有一段話或可透露端倪：「1955年12月28日馬共已於華玲與東姑．阿都拉曼舉行會談，在林清祥看來，這意味著馬共在大退却，也許當時不那麼明確，但會知道，若大後方都在退却，難道孤島上的新加坡反要來場大反攻嗎！」
林清祥當時的政治影響力並不需要這個地下組織加持。他的政治信仰和他是否共產黨員以及倘若他取得政權後是否建立共產政府是不能就此掛勾的。要修正修正主義歷史的官方學者再怎麼細緻深入，能拿出的「證據」都不出林清祥自承的抗英同盟盟員的範疇。倒是馬共方面暗示林清祥為「無證」黨員，以避免發生問題時有證物落入敵手，著實幫助了政府及其御用學者找到「鐵證」。
林清祥經歷多年的牢獄之後，身體和精神所承受的磨難都超過他能負荷的範圍。流放英國多年後復歸，他身心所受的創傷尚未真正療癒，此後再未涉足政治。事實上就後見之明，林清祥是不是馬共對新加坡後來的政治發展，乃至於對林清祥本人都沒有太大的意義與作用。我認為「林清祥到底是不是馬共」的問題，應該休止在他本人最後作出的聲明。官方論述長期的指控與追問，動輒提出來激辯一番，無疑是一種政治霸凌；但如果修正主義學者僅以抵死不認或全面否認作為回應，將歷史的複雜性與幽深二元化，何嘗不是另一種敘事暴力。
 潘婉明 |
自由撰稿人、專欄作者。政治大學歷史系、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研究所畢業，現為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博士候選人。研究興趣包括馬共歷史、華人新村、左翼文藝與性別關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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