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穹頂之下》如何被删得一乾二淨，它仍留在觀者的心中，揮不去的霧霾將繼續籠罩中國，提醒世人，這十三億人口時時刻刻承受嚴重傷害。事件之後，中國獨立紀錄片是否仍有出頭藍天，何去何從，已受世人注目，相信挖掘真相、不畏懼强權的獨立紀錄片工作者，仍秉持自己的紀錄理想，在這片土地上不斷發聲，完成求真的使命。
【文／黃義忠】
在首播當天，看了前央視記者柴靜自費製作的《穹頂之下》（2015）後，立即下載視頻。直覺告訴我，片子或許會被禁播。經過六天熱播和各種的爭議後，片子終在2015年3月6日人大政協兩會召開前夕，遭到當局全面封殺，不僅消失在中國各大主流視頻網站，連柴靜接受《人民網》專訪的報導及網上評論，均被删除。
柴靜選在兩會前發佈此片，是希望引起人大代表注意，繼而解决霧霾問題。片子最初得到新任環境部長陳吉寧認同，接著新聞界大力支持，民意褒多於貶，這股熱潮無形中間接威脅到中共政權，暴露出政府多年來在治理霧霾的無能和腐敗。
由於涉及政治敏感問題，輿論又不斷擴散，爲避免在兩會期間繼續延燒，不利政權運作，當局遂下令封殺删除視頻。全國人大也表示正在對大氣污染防治法進行修改，來安撫民意。
根據《紐約時報》中文網報導，禁播反映了中國官僚體系內部爲扭轉中國環境惡化趨勢而展開的鬥爭，有著極大的政治敏感性。中國是世界上環境惡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圍繞這部視頻的戲劇性轉變，外界出現許多揣測，諸如哪些政治集團是其支持者，誰又試圖扼殺，以及中共領導人是否容忍公民對話和民間行動。
此片短短幾天內，網上網下産生巨大效果，可見柴靜的影響力不容小覷，但禁播無疑打擊獨立媒體人或紀錄片導演的往後發展。
用鏡頭還原歷史真相
中國過去不乏獨立導演製作調查紀錄片，論內容的敏感性，絕不遜於《穹頂之下》。他們堅持用鏡頭還原「反右」和「文革」的歷史真相，以及調查汶川大地震校舍垮塌的背後原因。
▲《克拉瑪依》海報及劇照
▲《天降》海報及劇照
值得一提的是，徐辛的紀錄片《克拉瑪依》（2010）講述在一場大火中，因一句「學生們不要動，讓領導先走」的話，令在場領導全部安然逃出生天，卻奪走288名學童的生命。張贊波的《天降》（2009）則紀錄從天而降的火箭殘骸掉落在村子對村民的影響。兩片均在香港陽光衛視2012年舉辦的第二届陽光紀錄片獎中，獲得調查紀錄片獎，遺憾的是都無法在任何中國視頻網站瀏覽。
由於網絡審查嚴苛，獨立紀錄片無法透過中國各大視頻網站進入公衆的視綫，只能被迫在小範圍內進行觀摩或在高校放映，影展就成了向外界傳播的最後渠道。然而，當局在2014年遏令停辦四大「地下」獨立影展，讓獨立導演的片子無法流傳，還出動警察和來歷不明的村民堵住影展場所路口，不許任何人進入，强行查抄所有電腦、影像資料等，使獨立紀錄片進入最黑暗的時期。這反映出當權者意識到，獨立紀錄片已成爲挑戰威權的工具，不僅連結了公民維權等社會運動，還能助弱勢者發聲以及動員群衆【註一】。
跟柴靜相同，前央視節目主持人崔永元亦在2014年自費100萬元拍攝一部赴美考察轉基因的紀錄片。對於崔永元和柴靜兩位名人出資百萬來做調查性報導的現象，學者呂新雨、莊永志商榷道，在這個意義上所謂公民新聞其實是名人新聞。他們指出，調查性新聞在體制內的沒落，社會對此種新聞的饑渴，也是此類新聞能够有影響的社會基礎，這些都是值得分析的新現象。他們認爲：
「失去新聞生産體制對新聞客觀性的保證，以名人效應爲公衆信仼的基礎，這一轉變後面的隱患很值得探究，也爲隱性資本操控留下空間，它可以構成新的壓力政治的模式。名人生産新聞的橫出與體制性新聞生産的危機在今天中國是一對互相關聯的問題。」
從柴靜的案例來看，公民新聞不能簡單地就等同於名人新聞。因爲中國公民新聞的産制條件匱乏，加上政府嚴控網絡，導致公民新聞發展無法像歐美等國家蓬勃地發展。
▲佐拉
▲老虎廟
中國公民新聞前景堪虞
近年來，佐拉（原名爲周曙光）和老虎廟（原名張世和）以公民記者的身份，透過博客發布官方媒體封鎖和審查的新聞，揭露中國經濟快速發展背後不爲人知的環境污染、土地掠奪和貧困加劇等問題。兩人後來都受到當局的嚴密監視，甚至被迫離開北京、限制出國。佐拉2011年離開中國去臺灣，在2014年初籌建公民新聞平臺，而老虎廟則繼續騎行中國，報導沿途所見所聞【註二】，這不啻說明中國公民新聞前景並不樂觀。
在這樣的語境下，前知名媒體人以個人的新聞素養、人力和財力挖掘真相，或許能把公民新聞帶到更高的層次。試想，若非柴靜的顯赫名氣和專業能力，加上中産階級關心的霧霾議題，以及其豐厚人脉、網媒和官員等資源配合，透過社交媒體傳播，這部調查紀錄片勢必難在體制外發力，發揮如此巨大的傳播效果和影響力。
綜上所述，我們既不能抹殺中國公民記者在突破封鎖新聞所作出的努力，也不能忽視了這個群體和其新聞作品的差異性和多元性。柴靜、佐拉和老虎廟三人的背景和能力不一，報導方式和新聞深度也各有不同，故不能一概而論，把公民新聞簡單化爲名人新聞。
經此一役，像柴靜這樣的名人調查報導模式，能否被複製，甚至形成一股新的力量，突破圈養鉗制，扮演揭示真相和監督政府的角色，尚有待觀察。
另一方面，兩位學者也批評柴靜的紀錄片「失去新聞生産體制對新聞客觀性的保證」。然而，要問的是：新聞客觀性一定要靠新聞生産體制嗎？難道電視臺或紙媒産制出來的新聞報導就一定持平客觀？若是如此，爲何還看到不少偏頗的新聞報導出自於黨控或商業媒體上？
在某個程度上，體制（媒體機構）可透過規定或倫理守則（Code of Ethics），來規範新聞從業員的行爲，確保新聞的客觀性。但我們不能只以新聞生産體制爲依據，作爲新聞客觀性的唯一衡量標準（西方媒體早已用報導的準確性和公正性取代客觀性，在此不贅述）。
其實，有不少個人或民間組織，如臺灣的「We Report調查報導公衆委制平臺」，發表的調查作品，照樣能嚴守媒體專業原則，秉持持平和公正的態度從事報導。重要的是，實事求是的從調查作品的文本中，檢視其準確性和公正性。
無論《穹頂之下》如何被删得一乾二淨，它仍留在觀者的心中，揮不去的霧霾將繼續籠罩中國大陸，提醒世人，這十三億人口時時刻刻承受嚴重傷害。
事件之後，中國的獨立紀錄片是否仍有出頭藍天，何去何從，已受到世人的注目，相信挖掘真相、不畏懼强權的獨立紀錄片工作者，仍秉持自己的紀錄理想，在這片土地上不斷發聲，完成求真的使命。
【註解】
一、博訊新聞網的〈邊界：宋莊之後，中國獨立紀錄片之路在哪里？〉。
二、 參見韓裔美國獨立導演史帝提緬因（Stephen Maing）耗時四年製作的紀錄片《高科技，低生活》（High Tech, Low Life，2012），跟隨拍攝中國最早的兩位勇敢的公民記者：佐拉和老虎廟——兩個譽爲中國第一公民記者的網絡日誌作者。本片記錄他們冒著政府迫害的風險，挑戰中國言論尺度，以個人身份報導未經審查的新聞。
 黃義忠 |
相信新聞理想可以妥協，但底綫卻要堅守，在2010年辭去馬來西亞私營電視臺製作人一職後，轉換人生跑道，赴中國執教，發現異鄉原來是故鄉。走進不惑之年，依然堅信當真心渴望實現夢想時，整個宇宙都會聯合起來幫助我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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