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政評論作為一種政治實踐，它提出主張並不意味著就是空談，而是對政治和政策變革提出不同的可能性和想像。當符合統治者利益的文字兵團卻充斥著言論空間，甚至再爛的作者也可以同時在三、四家報紙寫專欄時，其中一個原因是出自對時政評論的誤解或偏見：寫作只是紙上談兵，實際參與社運才是王道。這種誤解或偏見，恰恰是因為人們沒能意識到時政評論應有的更重大任務。
【文／莊迪澎】
我向來認為，時政評論應是一份報紙的重要「標記」，因為各種主客觀因素業已造成新聞報導趨向同質化，未能彰顯一份報紙的性格，而報章的言論版（不論版位名稱為何）則能以其鮮明的犀利風格成為讀者「辨認」報紙的因素。我也主張，一位優秀的記者，除了採寫新聞報導之外，亦應有撰寫評論的功力。
然而，曾幾何時，馬來西亞中文報章的言論版也已失去了應有的性格，淪為濫竽充數的園地；除了極少數比較優秀的專欄作者之外，關於生活瑣事、隨想、喃喃自語大行其道，甚至更糟糕的是，一篇篇「文字拼湊」——用我們熟悉的文字拼湊成一篇不知所云的「文字雜燴」——也充斥其中。原因之一，或許是對「時政評論」的界定人言人殊，準繩不一，似乎凡是刊於「言論」版位的文章，不論是讀者投稿或專欄作者的作品，均被看成是「評論」，而且「評論人」的身份認定也同樣寬鬆。
時評就是通俗罵人文章？
經年累月，我們於是習慣了言論版就是「大雜燴」的樣子，這不是指角度和觀點的多元（偏偏這是稀缺的），而是文體參雜、內容和書寫功力良莠不齊。於是，很多人對「評論」的印象不外乎：抒發己見、不吐不快，甚至更膚淺的「罵人的文章」。易言之，「評論」就變成了僅僅是一種「個人的」、主觀的想法和喜惡，乃至情緒的宣洩。隨此印象而來的，恐怕就是對時政評論的不以為然了。
這是對時政評論的第一個誤解，以為時政評論和評論人就是長這個樣子，編輯也認為它們「應該」長出一幅「雅俗共賞、不傷腦筋」的樣子。此誤解之產生，有其歷史脈絡可循；回顧中文報業的發展，我們或可從「人才養成」青黃不接的尷尬現象窺探一二。
馬來（西）亞中文報業始於19世紀，而時至20世紀初，不乏來自中國和香港的知識份子主持編務和筆政，其中既有中國舊式知識份子，也有留洋結束西式教育的知識份子，試舉一二如在《叻報》服務40年的主筆葉季允、《天南新報》的創辦人丘菽園，乃至較晚的《星洲日報》第一任編輯主任傅無悶（1929年至1937年在該報主持編務和筆政）等等。
然而，馬來（西）亞獨立之後，（中港）老兵凋零，由本土新丁接替，同時昭示了傳統知識份子退場，取而代之的是報業工作者。在1960年代至1980年代，經濟條件不如現在，大學教育還說不上普及，中學教育則缺乏廣泛的通識學問，而課外知識的流通也因傳播科技未臻發達而有限。於是，報社編採人員不論知識或語文素養，乃至理念，均已無法和前人媲美。由於缺乏研究和嚴謹寫作的能力（除了極少數如張景雲、羅正文例外），他們撰述的時評多出於對事件的常識性回應、冷嘲熱諷、嬉笑怒駡，甚至只是資料整理或引述他人的論見，未能深入分析和論述。（其實報社裡不無早期新加坡南洋大學及留臺的中文系和新聞系畢業生，但他們幾乎都不受器重，原因何在，我期許研究報業史的同道能梳理出來。）
1980年代，報社外的作者群為數不少，而且不乏學有所成的社團活動者、文化人、社運份子和從政者，報章上的論戰亦十分熱烈，例如曾經為人津津樂道的1987年「知識份子升官圖」論戰。然而，也許是礙於對讀者群識讀能力的「想像」和「認定」，以及編輯的素養和視野所限，這些作者並非主力，更多的是讀者投稿的泛泛之談文章；1990年代活躍於本地中文報章言論版的政治學者何啟良亦曾評述道：「大多數評論者是通人而非專才，他們可以用常識對時事作出觀察、分析和選擇；但是，是否有『所學所思的專門基礎』卻是一個問號。……我們時常可以發現到許多評論文字枯燥無味，識見平凡，立論膚淺，顯然是作者缺乏進修和深自砥礪所致。」（何啟良，〈大馬華人時事評論的重建〉，《政治動員與官僚參與——大馬華人政治論述》，頁141-152，吉隆坡：華社資料研究中心，1995年）
到了1990年代中期，像是曾慶豹、祝家華、何國忠、何啟良，以及較後的安煥然一度成為中文報章裡的學者型健筆；而後期《星洲日報》和《南洋商報》分別在星期日增設《星洲廣場》和《南洋論壇》專刊，刊載深度的文章，才使得言論版長出新的面貌；不過，這兩個專刊畢竟只在星期日刊出，曝光率顯然無法與星期一至五的言論版相比，而且歷時十多年後也分別悄然停刊了（這裡牽涉報社的市場偏見和資源分配的問題）。
資訊極簡鈍化思辯深度
1990年代以降，雖然私立大學林立、教育普遍提高，但是學習情況日益「快熟麵化」和「死命趕」，似乎也未能培養大量的學者型評論作者。如今的情況可能更為諷刺，網絡媒體從部落格到新聞網站再到臉書，這一路的沿革一再地造成知識和資訊的「極簡化」——從網民愛看短文的迷思演變至只看臉書圖解，甚至有能力深入申論問題的作者，也勤於在臉書寫個三五句更甚於撰文議事。
對時政評論的第二個誤解，是對時政評論的功能和意義的輕視。
據1970年至1984年擔任《南洋商報》總編輯的資深報人朱自存所述，在馬來西亞現存中文報章當中，《南洋商報》的「言論版」是在1970年10月中旬由他創設，「是以提供輿論為目的，是屬於一般人發表意見的地方，容納一切的意見（正、反各方的），但無意供個人發表『你的我的』這類個人之間『剪不斷，理還亂』的問題」。（朱自存，〈言論版度過20年〉，《縱觀華報五十年——馬來西亞華文報發展實況》，頁108-109，吉隆坡：東方企業，1994年）
從民主政治的角度而言，朱自存的觀點是沒錯，畢竟議會制當以民意為基礎，而大眾媒體則是傳達民意的相對有效的工具，尤其是發展到審議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主張時，言論版作為民意交集、碰撞的公共空間，意義尤其重要。理論上報社固然會信誓旦旦地說，言論版志在「啟迪民智」，讓民眾的聲音百家爭鳴，但是就現實政治而言，所謂「輿人之論」往往並非民眾的自發性言論，而是經過設計、部署和篩選，以執行一種長期的、潛移默化的教化（pedagogic）任務；那些思維模糊、價值混亂的文章，也許作者並無此主觀意圖，但仍然有可能成為「愚民」的工具。換言之，報社所謂的「啟迪民智」，可能恰恰相反，是在「洗腦」。
統治者的統治手段從來不是只靠著法律、警察和監獄，這些訴諸國家暴力的手段主要是在遭逢重大權威危機的非常時期派上用場。然而，各種保守、能幫助統治者的地位長治久安的言論，不管在太平時期或是權威危機時都在發揮他們的作用。所以，即便是最忠誠的在野黨人，不論是在馬哈迪、阿都拉或納吉統治的時空裡，批評政府時也不自覺地隨著官方論述起舞，言必「某某做法，馬來西亞將無法實現2020年宏願」、「某某狹隘的思維，不符合阿都拉的文明伊斯蘭（Islam Hadhari）理念」、「某某偏差，不符合納吉的一個馬來西亞（1Malaysia）理念」云云；雖然力竭聲嘶反對《煽動法令》，卻也樂此不疲地舉報政治對手煽動。這些按照國陣的語言框架和行為模式所表現出來的言行，恰恰印證了葛蘭西（Antonio Gramsci）所說的以積極同意（active consent）為基礎的文化霸權（Hegemony），以及阿圖舍（Louis Althusser）類為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正在發揮「維穩」作用。
時評體現政治參與實踐
據此意義申論，時政評論就不僅止於表達個人的喜惡感受或傳達輿人之論而已。言論版是一個政治場域，時政評論亦是有所圖的政治參與和實踐。作為一種政治實踐，它應有意識地以破解保守成見和官方意識形態為己任，同時提出進步的主張和理念。雖然「啟迪民智」之說多少帶有精英的味道，但鑒於馬來西亞社會整體人文知識素養未臻理想，時政評論的實踐者倒也不必妄自菲薄，應以此為己任，促進文明的提升，始能期許營造一個更積極的政治參與和動員（而不僅是政權更替）的社會。
在這反面，我們似乎不得不承認，我們做得並不夠。反觀，符合統治者利益的文字兵團卻充斥著言論空間，甚至再爛的作者也可以同時在三、四家報紙寫專欄。我們做得不夠，其中一個原因是出自對時政評論的另一種誤解或偏見：寫作只是紙上談兵，實際參與社會運動才是王道。這種誤解或偏見，恰恰是因為人們沒能意識到時政評論應有前述的更重大任務。
公民運動，尤其是在非常時期走上街頭，當然重要，但是與之並行的知識的生產，也是同樣重要的「行動」；以凈選盟（BERSIH）為例，從2007年至今，除了經歷了三場大規模示威，後續的選制改革的主張、設計、討論，以及經由公共空間廣泛宣導，甚至挑戰官方的選制不改革說法，難道不是相輔相成？時政評論作為一種政治實踐，它提出主張並不意味著就是空談，而是對政治和政策變革提出不同的可能性和想像，這個社會才能說上多元。
 莊迪澎 |
傳播「學／術」兩棲，長期觀察支配媒體業的政經因素、主張推廣媒體教育是新聞自由運動的重要工作。先後擔任馬來西亞新紀元學院媒體研究系創系主任、已停刊的《獨立新聞在線》創刊總編輯。2010年起自資架設《馬來西亞媒體識讀資源網》，彙整和分享本地媒體研究文獻，以利提升媒體識讀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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