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座椅到欄杆的設計，吉隆坡公共設施因某些群體的需要而被「佔用」，但隆市政廳未能從問題的根源或制度層面上來解決。反之，還投放資源來行使「社會排除」，控制露宿者或摩多車司機的活動空間，不僅治標不治本，還對使用者造成不便，甚至成爲某些人的絆腳石。讓流浪者在城市的夾縫中不再餐風露宿，能找到一張可安睡的床，一餐可溫飽的飯，祈望這樣卑微的夢想，不會離他們太遙遠。
【文／黃義忠】
今年7月初，繼聯邦直轄區部長宣佈擬在首都樂天廣場（Lot 10）兩公里内禁止多個非政府組織派發免費食物給乞丐和露宿者後，吉隆坡市政廳又在部分街道的長木凳上裝置鐵扶手架，防止流浪漢躺臥睡觉（圖1），以免影響市容。此事引發社會熱議，並遭到非政府組織的反對，促請當局立即拆除所有扶手架。雖扶手架不久後均被拆除，但由此可見，行人道上的公共凳子，不僅僅是一張讓人歇息的座椅，還可以被設計成「社會排除」（social exclusion）的工具。
圖1：左為裝置鐵扶手架後的木凳，右為扶手架被拆後露宿者在木凳睡覺之情景。（黃義忠攝）
早在2011年，吉隆坡市政廳已在東姑阿都拉曼路（Jalan Tuanku Abdul Rahman）人行道上的長凳中間，裝上木制扶手，阻止露宿者在長凳上休息（如今這些木制扶手已遭人破壞）。根據媒體報導，當局承認「隆市内大部分巴士站的長凳也設有扶手，主要也是爲了避免流浪漢在椅子上睡覺，而此擧果然起了一定的效果，解決了流浪漢在巴士站内過夜的問題。」
換言之，候車站長凳設扶手的政策奏效後，當局才擴展至人行道的長凳，進一步收窄流浪漢在公共空間露宿的範圍。臺灣大學城鄉所畢恆達教授，把這種透過公共設施的設計來排除某個社會群體的現象，稱之爲「公共座椅的排除美學」：「都市公共空間設計如何排除非我族類，經由公共座椅這個街道家具發揮到極致，最明顯的就是不要設置座椅，一勞永逸（如臺北火車站大廳）；或者將座椅設計成無法躺臥或無法久坐，別以爲這些設計單純出自於美學的考量，或者我們可以說它其實就是一種『社會排除』的美學。」
據其説法，所謂「排除美學」，是把都市的公共座椅設計成弧形、圓型、傾斜、中間加上障礙物，這些公共座椅以「形式美學」來行使社會排除，這不是向貧窮挑戰，而是向「貧窮的人挑戰」。
圖2：
（左）中間有长条形「間隔物」的座椅。
（右）中間有尖形「間隔物」的座椅。
以此來檢視吉隆坡市中心的公共巴士站候車座椅，不難發現也有「排除美學」的問題。最明顯的例子是，當局刻意在凳子的中間裝置了长条形（圖2左）或尖形（圖2右）的「間隔物」，以及設置了橢圓造型（圖3左）或S造型（圖3右）的座椅，限制露宿者躺臥和過夜。
圖3：
（左）橢圓造型的座椅。
（右）S造型的座椅。
更甚的是，許多候車座椅只有兩根不銹鋼或鐵制的橫桿（圖4左），令露宿者更難以躺臥。一些橫桿的高度較低，候車者的雙脚在弯曲时不方便，加上沒有靠背，很難坐久（圖4右）。這些看似現代化、美觀和乾淨的車站座椅，無疑有效地減少了露宿者在公共空間的可視性。
圖4：
（左）只有兩根橫桿的座椅。
（右）橫桿較低，候車者坐起來不舒適
畢恆達認爲，這種建立在恐懼之上的當代都市形式的發展趨勢，藉由空間隔離將差異隔絕在外，但是差異反而變得更加具有威脅。公共的社會性因而削弱，而將空間經營的權力交給治理者而不是大眾。差異本來應該是都市的鮮活的血，而街道與人行道是都市中最有活力的器官。【註1】
除了以特別設計的座椅來防止露宿者睡覺外，近年吉隆坡市政廳也在人行道上設置欄杆，禁止摩多車行駛或停泊。但筆者發現市中心至少有三處人行道上的欄杆柱，竟然立在人行道的導盲磚之上，「引導」視障者撞上欄杆，使原有的「無障礙空間」，變成「有障礙空間」。
圖5：
（左）男校路邊的導盲磚上有欄杆柱。
（右）女校路邊的導盲磚上有欄杆柱。
其中兩處是在拉惹劳勿路（Jalan Raja Laut）左側的峇都路（Batu Road）男校，以及右側的女校（現部分校舍已改爲特殊教育小學，服務視障孩童）的行人道上（圖5）。這路段上下班時很堵車，為解決摩多車駛上行人道的問題，當局在路口設置欄杆時，並未重鋪導盲磚，而是直接把欄杆柱插在導盲磚之上（正確的做法是導盲磚沿著欄杆轉彎繞路而鋪設，見圖6左）。第三處則是在第一廣場（Pertama Complex）船餐廳（The Ship）附近的行人道，同樣也有欄杆柱豎立在導盲磚上（圖6右）。
圖6：
（左）導盲磚沿著欄杆轉彎而鋪設。
（右）第一廣場前的導盲磚上豎立著欄杆柱。
表面上，這解決了摩多車随意開上人行道或停泊的問題，讓行人在無障礙（無摩多車）的情況下安全行走，不過卻暴露出當局在設置不同公共設施的協調和工程驗收工作出現紕漏，也反映了設施提供者的價值觀念：健全者的「無障礙」比視障者的「無障礙」來得更重要？
從座椅到欄杆的設計，我們看見了公共設施因某些群體（露宿者和摩多車司機）的需要而被「佔用」，但隆市政廳未能從問題的根源或制度層面上來解決。反之，還投放資源，設置扶手或欄杆，來行使「社會排除」，控制露宿者或摩多車司機的活動空間。這些措施不僅治標不治本，還對使用者造成不便（候車乘客無法享用較舒適的座椅），甚至成爲某些人的絆腳石（盲人因撞上欄杆而絆倒）。
追根究底，摩多車行駛或停泊在行人道上，可能是因官方的宣導和執法不到位、公路未設摩多車道、路面過窄、摩多車泊車位不足、公共交通不完善等原因，所以當局須從這些問題的癥結下手方能解決。
一直以來，露宿者被媒體/官方標簽為「好吃懶做，不務正業的乞丐，以及威脅社會的偏差行為者」，以取締、拘留等方式，將他們進行改造。不過，有媒體引述最近一項調查指出，露宿者大部分都有工作，有的當泊車員、散工、搬貨、清潔工人或拾荒，賺取微薄的薪水，根本無法負擔昂貴的房屋租金，被迫留宿街頭；也有一些原本有工作的人，因爲年老生病，最終承擔不起生活費而被迫流浪。【註2】。更有露宿者透露，他們連一天25零吉的房租也租不起，因此才流落街头。
有鑒於此，政府應停止把露宿者視爲罪犯，盡速廢除允许當局恣意逮捕露宿者的《1977年贫困人士法令》，同時進行社會安全制度的改革（參見吳振南的〈站在雞蛋的那方維權〉），並從經濟、政治和社會根源，減少城市貧窮現象（參見周澤南的〈城市遊民—貧窮的陌生人〉）。
圖7：因設計緣故，十多張在吉隆坡城中城（KLCC）外小樹林下的彩色座椅，難以平直地躺臥，露宿者卻用自己獨特的方式在此休息。（黃義忠攝）
較早前，婦女、家庭與社會發展部長羅哈妮說將流浪漢送往位於雪州雙溪毛糯的自強收留所安置，聯邦直轄區部長東姑安南就建議成立一個「一站式求助站」，而首相納吉則表示吉隆坡將在半年内開啓一個收容中心，專門收容流浪人士與乞丐。不論是收容中心還是「一站式求助站」，若它遠離露宿者的生活社區和工作地點，估計成效不大。
其實，婦女、家庭與社會發展部早於2012年4月已在吉隆坡漢叻古路（Jalan Hang Lekiu）開設了一間名為「Anjung Singgah」的庇護所，由國家福利基金會（National Welfare Foundation）負責管理，讓76名無家可歸者暫住兩星期，然而，被媒體揭露因缺乏管理經驗，而經營不善。【註3】
雖然吉隆坡武吉免登區有多個非政府組織（包括The Ikhlas、Sabahat Pudu等），為露宿者或邊緣群體提供免費食物、醫療、洗澡、更換乾淨衣服和輔導服務，然而，卻只有坐落在拉惹劳勿路的「Global Street Mission」（簡稱GSM）設立夜間庇護所（night shelter），開放二樓會所讓露宿者過夜。由於人手和空間有限，目前最多只能容納15名露宿者【註4】。因此，與其政府獨自經營收容中心或夜間庇護所，倒不如與非政府組織合作（因他們已跟露宿者建立良好關係，懂得如何輔導、管理他們），資助這些機構提夜宿、輔導和培訓等服務。
讓流浪者在城市的夾縫中不再餐風露宿，能找到一張可安睡的床，一餐可溫飽的飯，祈望這樣卑微的夢想，不會離他們太遙遠。
【註解】
1. 畢恆達，《空間就是想像力》，臺北：心靈工坊文化，2014，頁132-140。
2. 謝韻詩，〈餵養飢渴者–街頭事工（Sahabat Pudu Dropin Centre）〉，《星洲日報》「生命樹」福音版，2014年8月14日。
3. 人民郵報，‘Anjung Singgah ill-equipped to handle homeless’，2014年7月7日；電視臺ntv7英語新聞，“Is Anjung Singgah effective?”，2014年7月10日；星報，“No shelter for‘homeless’man”，2014年2月25日。
4. 資料取自2014年8月18日筆者與Global Street Mission負責人陳秀林牧師在其辦公室的訪談内容。
 黃義忠 |
相信新聞理想可以妥協，但底綫卻要堅守，在2010年辭去馬來西亞私營電視臺製作人一職後，轉換人生跑道，赴中國執教，發現異鄉原來是故鄉。走進不惑之年，依然堅信當真心渴望實現夢想時，整個宇宙都會聯合起來幫助我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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