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受儒家思想影響，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的推行，經常表現出傳統的士大夫精神，將辦校作為具有宗教情懷的事業，視母語教育為一項道德正當性。對於反對華校的華裔，無不視為「漢奸」，對於草創華文教育的奉獻者，賦予偉大的道德人格想像，而非僅僅停留於社會活動家的層次。至此，我們可以發現，華人身份與華文教育早已被儒家思維賦予了道德意義。
【文／姚育松】
「賤民宗教」（religious outcast）出自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他以此來形容猶太教。猶太人在從耶路薩冷流亡後，並未因此放棄其民族認同，反而是更加強調上帝耶和華對猶太民族的許諾，由此造成他們在宗教精神上自視為「選民」，在實際生活中難以融入流亡地的主流社會，成為賤民。
這項賤民宗教的特質，是由於身份而導致的現世苦難越加嚴重，卻越加強調基於身份宗教而產生的優越感，相信現世的苦難是等待彌賽亞降臨過程中的必要考驗，以更謹守鑽研猶太律法的方式，來確證自己將獲得救贖恩寵。
我們大可以把「賤民宗教」當做一種現象，舉凡因信仰某種意識型態和宗教而遭受迫害，於是，越加迫害便越加強化其信仰認同及虔誠時，便可將稱之「具有賤民宗教的個性」。
由此，我們也能從馬來西亞的華文教育運動，找到這種性格。
有別於其他文明，中國文明的思想內核並非宗教的，而是倫理的，也就是儒家思想，不過卻能夠提供宗教的作用，將俗世生活與超越倫理連接在一起，就此點而言，儒家思想亦可視作宗教。
所謂馬來西亞華人出現「宗教上的賤民個性」，是指受儒家思想影響所產生，其背景源於堅持華文教育。須知，儒家思想對於社會最大的作用，即為將宗教擔綱者與實際統治者結合於一身，從而實現政府即教會的最徹底的政教合一模式。其中，如何確證自己為儒者的最基本形式，並非如其他世界宗教般遵守一套明確的神意律法或戒律，來追求彼世靈魂永生的救贖，而是能扮演整合從家庭─社會─政府的角色，其依據的原則，乃出自於四書五經里模糊鬆散的人際交往倫理。
因此，只要此宗教不妨礙國家秩序的整合，一個儒者可以成為任何宗教徒。基於儒家思想乃作為整合國家秩序的思維模式，因此我們會自然地將從其他文明傳來的世界宗教（當其教義從追求彼世救贖轉變為此世責任時），視為儒家化的結果。故此，我所謂的儒家思想，係指一種在四書五經教育影響下所產生的一種以整合國家秩序的「此世責任」，作為一己救贖確證的思維模式。這種思維模式，也表現在馬來西亞華人對華教的堅持。
綜上所述，受儒家思想影響形成「宗教上的賤民個性」，其基本條件包括：
一、中國人是少數民族，這只有移民社群才有可能；
二、此中國移民社群仍能流利地使用華文，否則連四書五經都看不懂，何來儒家思想可言（誠然，有些國家的華人社群雖不會說中文，但仍保有許多中國風俗習慣與家庭教育，惟在我看來，此為華人風俗習慣，若說這是儒家思想的表現，那麼所謂儒家思想也太簡單了）；
三、此中國移民社群需處於對抗政治打壓的情況中，因為儒家思想不像其他宗教是以教會組織來擔綱傳承，而是以整合國家秩序的官方意識型態之形式進行，因此賤民性格的特徵並非宗教壓迫，而是政治壓迫。
馬來西亞華教事業所具備的賤民宗教特質，係在上述三種現實條件形成。以下，我嘗試解釋馬國華人賤民個性的產生緣由。
馬來西亞聯邦憲法有兩項最根本精神，首先是馬來人至上，據此擁有多項保護馬來土著利益的法律，例如限制華人擔任公務員及進入大學名額、規定華人公司馬來人所占股份需有一定比例、政府不鼓勵華文教育等等；再來是馬來西亞是伊斯蘭國家，據此儒家思想永遠不可能成為官方意識型態。六十年來，政府由自居馬來人代表的巫統所組成，國家政策以實現馬來人單一民族國家為目的。
由於主流社會是伊斯蘭社會，馬來西亞華人難像其他國家的華人移民那樣完全融入主流社會，習俗方面與華人的巨大差異本不親和，加上本國伊斯蘭宗教風氣甚為保守，更加深此困難。因此，華人特別自覺其華人身份，為了確認此身份，更以堅持華文教育作為方式，並成為華人社群主流意識裡的此世責任。執政當局對於華文教育基本採取壓迫手段，首先表現在教育資源分配不均，不提供經費予小學階段後的華文學校，以致華社民間資助「董教總」作為獨立的華文辦校機構；其次，限制完整華文教育體系（從小學到大學）的建立；最後，不承認民辦華校學歷。
由於受儒家思想影響，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的推行，經常表現出傳統的士大夫精神，將辦校作為具有宗教情懷的事業，視母語教育為一項道德正當性。對於反對華校的華裔，無不視為「漢奸」，對於草創華文教育的奉獻者，賦予偉大的道德人格想像，而非僅僅停留於社會活動家的層次。至此，我們可以發現，華人身份與華文教育早已被儒家思維賦予了道德意義。從華教推手沈慕羽昔日的言論，也能看出端倪：
愚者用白話解說，就是「傻瓜」。這個世界到處是聰明人，傻瓜寥寥可數。聰明人多過傻瓜，所以到處烏煙瘴氣。戰前和戰後初期，我領導晨鐘青年部就是一個如假包換的傻瓜集團。我們這般年輕的傢伙，實行新生活、犧牲自己，幹大家的事。如今已過了幾十年，成為歷史，令人慨歎。我希望晨鐘夜學的校友都要做傻瓜，不要做假聰明人，獨善其身，把眾人的事當作是自己的事，把國家、社群當作是自己的家，努力為大家服務，大家幸福就是我們的代價。能夠這樣，華人就得救了。總說一句，希望大家做個傻瓜，造福人群。
——陸庭論主編，《沈慕羽言論集（上）：傻瓜論（1987年2月21日）》，
吉隆玻：馬來西亞華校教師會總會，1988年，頁329
沈慕羽將推行華教視為一種犧牲自己、拯救華人的事業，如此思想背後，是一種將支持華教作為確認華人身份的「此世責任」。這正在一種儒家思維底下，與傳統士大夫將為國盡忠作為確認自己儒者身份的方式，具有本質上的相通。由此，馬來西亞華文教育乃成為一項具有道德感召的救贖事業，也因此使得華教獲得民間大量資助興辦，更因為這項堅持，華人始終難以融入主流的馬來─伊斯蘭社會，其所進行的事業註定是對抗主流。當馬來社會越加表現出壓迫姿態時，華社則更強調以華人認同與之對抗，遂形成宗教上的賤民性格。
 姚育松 |
中國廣州中山大學哲學博士生，關心思想、政治議題。 |
本文內容係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燧火評論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