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抬頭會否觸發了社區的父權神經？對印度喀拉拉邦村民來說，他們感受到，自從婦女參與其中，社區的活力與能量也被激發出來，相對以前，由幾位年長男性把持職位的時代，現在明顯的感覺到村裡事務有真正的改善。無可否認，喀拉拉仍然有不少社會問題和挑戰，但從其權力下放的直接民主經驗，起碼說明和示範了，民主落實的程度與社會問題能否有效解決、以及公民的能力意識與信心的培養，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文／劉嘉美】
首次來到印度南部的喀拉拉（Kerala），從住處往外走，路上是顛簸的泥路，附近一帶是簡樸的農村，村民知道來了一批外國人，都好奇跑出來查看。小孩們熱情，瞪著圓圓的大眼睛，害羞地問「What is your name？」
若以城市慣性的標準來說，喀拉拉缺乏先進的代表性地標，表面上看就是個低度發展的地區，但實情是，它有著全印度最高的人類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包括全國最高的識字率與人均壽命、唯一女性人口比男性多的州屬、與已發展國家看齊的低度嬰兒死亡率等。
要參考發展模式或民主政治制度，大抵不會想到印度，而是先會想到歐美等先進國家，可是，要數真正在行政架構裡落實由下而上的直接民主制度，印度的喀拉拉可說是一個典範。
「一個城市的規劃和發展太重要了，應該留給政治領袖與專業人士來做出最好、最適合人民的決定。」 這句話在喀拉拉大概毫不管用。
1996年，以印度共產黨為首的左翼民主聯盟在喀拉拉州執政，他們當時推出了人民規劃運動（People’s Planing Campaign），以震撼的方式（big bang approach）將權力下放，人民自此擁有國會與州以外的第三張選票，開始民選鄉議會，並把州預算的20%（如今已達到40%）直接撥給下層的鄉、村委會，由村民共同制定未來的發展計劃和財務運用。
鄉區自治的直接民主
對於執政者來說，規劃權與財政權大幅下放，會不會太大膽？當時的制定者認為，民主就是要在實踐中學習。這樣下來，喀拉拉人經歷了將近二十年的民主規劃經驗，從地方建設、制定政策到進入公共部門，在大大小小的決策過程裡都不乏人民的身影。
在喀拉拉地方管治學院（Kerala Institute of local governance）的門前有一磚甘地像，上面刻著「真正的民主不能由中心的二十人來實現，只有當每條村的村民參與才能達致」。
甘地的精神可以在喀拉拉的鄉村自治制中充分體現，政府在州以下設置鄉、區、村三層的自治行政單位（名為Panchayat），並同時把土地、農業發展、教育醫療、福利等權力下放予各級Panchayat，以落實「社區事務由居民決定」的精神。
各級的Panchayat委員全數由村民直選產生，法律也規定了Panchayat需要每三個月召開居民大會，大會是開放參與的，居民與委員會要在會議上直接制定地方的規劃與預算分配。
說來容易，但是在剛推行民間規劃時，大家根本不知道可以提什麼方案、如何進行民主的決策，「這種事情讓民意代表去做就好了」，制度改革可以大刀闊斧，但思維與能力還是需要一步步建立。
共同發掘社區資源
除了建立共同討論和決策平臺，州政府還通過研究機構建立和進行不同主題的培訓，又組成社區研究隊，讓村民不只是提出想要些什麼（felt needs），而是一起進行社區評估，繪製社區資源圖譜（resources mapping），一起來學習與發掘社區整體的問題與資源。
從「我」到「我們」，從「個人」到「集體」，是一個重要的思維改變，以往居民只看到本身遇到的問題和需求，現在要定期的集體討論、又要做全村的評估報告和提出政策建議。無怪乎，他們都很自豪喀拉拉人有很高的政治意識，沒有一個政黨能在這地區獲得絕對的優勢，幾乎每次的選舉都是兩大聯盟交替執政。
村委會還有一個特別之處，就是設有50%的女性配額制度，一半的議席在選舉前已由選委會定好只能由女性參選和出任，以此確保領導層有平衡的性別比例。
可是在父權仍然僵固的印度社會，人民規劃說白了其實是男人的規劃，女性莫說執掌領導權，她們連參與在公共領域的機會還是少之又少，在計劃剛開始之時，女性的參與依然冷淡。
因此，配合Panchayat制度，州政府在各行政層級設立女性基層自助組織（Kudumbashree，上圖），組織裡提供微型貸款、成立合作社、提供能力與權益的培訓等，幫助女性逐步參與公共領域。
提升女性政經地位
當地一位婦女分享了一個有趣的現象：過去，喀拉拉的女性一般不曾擁有屬於自己的財產與金錢。即使是在職婦女，她們也會把收入交給丈夫，然後再由丈夫分配，因此，女性並沒有獨立的經濟支配權。
但自從參與了自助組織後，先獲得了微型貸款，然後成立了合作社，有了經濟收入和集體的公共生活，她們也顯得越來越有自信，也認可了女性本身也有同等的經濟和政治權利，「現在我們婦女都有自己的銀行戶口了！」。
原以為，女性抬頭會否觸發了社區的父權神經？但對村民來說，他們也感受到，自從婦女參與其中，社區的活力與能量也被激發出來，相對以前，由幾位年長男性把持職位的時代，現在明顯的感覺到村裡事務有真正的改善。
無可否認，喀拉拉仍然有不少社會問題和挑戰，但從其權力下放的直接民主經驗，起碼說明和示範了，民主落實的程度，與社會問題能否有效解決、以及公民的能力意識與信心的培養，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劉嘉美 |
土生土長香港人，畢業於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碩士，畢業後活躍於勞工團體。剛剛移居馬來西亞，繼續以文字關注邊緣底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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