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策略性模糊」的民聯即已解體，未來的新載具應該大膽地選擇「策略性清晰」，具體表明對國家體制、基本國策的立場。這絕不能只是維護世俗體制，還要同時構想新經濟政策／土著主義的替代政策。只要大部份馬來人繼續擔心改朝換代後政治經濟地位江河日下，伊刑法所代表的「托古復辟」政治就會有市場，以便通過伊刑法來管制監控穆斯林、鞏固穆斯林認同與團結，並藉此重申這國家本屬穆斯林。
（照片來源／MyNewsHub）
【文／黃進發】
人民聯盟（Pakatan Rakyat，簡稱民聯）的解體，可以從個別政黨和政治領袖的特質和算計去分析，也可以從歷史縱深去檢視兩線制這概念的可行性。
「兩線制」是馬來西亞全國華團民權委員會在1986年倡導的概念，距今三十九年，而民聯是其第三次試驗。
從2008年4月1日誕生，到2015年6月16日被宣布死亡，民聯享壽7年2月16日。比起1974年成立至今四十一年的國陣，民聯自是短壽；如果遠溯至1952年至今五十九年的巫統與馬華公會結盟，民聯更是早夭。
然而，比起之前的在野黨聯盟，民聯卻已經是最長壽的。
1990年，東姑拉沙里（Tengku Razaleigh Hamzah，下圖左）的四六精神黨組織了一頭雙翼的聯盟，一邊是多元宗教與族群的「人民力量」 （Gagasan Rakyat），另一邊是單一宗教的「穆斯林團結陣線」（Angkatan Perpaduan Ummah，APU）。
結果，「人民力量」在1995年全國大選前夕因行動黨退出而解體，歷時五年；「穆斯林團結陣線」則到翌年東姑拉沙里解散四六精神黨回歸巫統後才正式入土，茍延殘喘至第六年；但兩者都比民聯短。
三年後應運而生的「替代陣線」（Barisan Alternatif， 簡稱替陣）生於1999年，卒於2004年大選之後，詳細時日不詳，得壽五年；事實上，它在2001年9月行動黨退出後就名存實亡，實際壽元只有三年。不管怎麽算，都比1990年的雙翼聯盟更短命。
民聯之所以比前兩者長壽，其實要歸功於在野黨的選戰佳績。雖然始終拿不下聯邦政權，卻到底在三、五個州執政——即使現在已經實質瓦解，公正黨和伊斯蘭黨都不願意分道揚鑣，以求保住雪蘭莪州政權。
即便如此，民聯最終還是夭折。這是不是兩線制的宿命？在野黨聯盟是否註定要分手？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需要檢視馬來西亞政黨政治的運作邏輯。
（照片來源／Malaysia History.Net）
執政聯盟穩占中間，在野黨左右夾攻
馬來西亞政黨的基本格局在1952年吉隆坡市議會選舉後底定。巫統與馬華公會的權宜結盟把多數族群的單一政黨打得落花流水之後組織「聯盟」（Alliance），進而在1955年馬來亞自治選舉中掌握政權，單元族群政黨組成的執政聯盟占據中間位置而受到在野黨左右夾攻的形勢。【註一】
這里的左右，指的並不是西方政治意識形態中的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之分，而是馬來人、非馬來人之分。事實上，大部分在野黨都是左傾，只是程度不一；而經濟上保守的「聯盟」則是偏右。
一邊是以馬華為主要對手的非馬來人為主在野黨，追求族群平等，反對巫統所代表的馬來民族主義。其中人民行動黨在1965年提出了「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口號，主張廢除憲法第153條（馬來人與東馬土著的特別地位），後來在馬新分家後為民主行動黨所繼承。
隨著1969年勞工黨解散，而另外兩個非馬來人居多在野黨民政黨與人民進步黨後來被巫統收編入由「聯盟」擴編成的「國民陣線」（Barisan Nasional，國陣），這一邊小黨林立的局面在後513時代就變成行動黨獨大的形勢。不滿新經濟政策，不滿馬來主權論，不滿伊斯蘭化，就投火箭。
儘管 1999年公正黨成立後成為非馬來人從政者和選民的另一選擇，甚至一時氣勢如虹，然而行動黨在華裔選民中的地位始終未被取代，並在2008年執政檳州後再度攀上高峰。
另一邊是挑戰巫統霸業的馬來人為主在野黨，從1959年開始就出現伊斯蘭黨獨大的形勢，要到1990年四六精神黨成立，才出現兩個馬來在野黨與巫統鼎足而三的局面。
在1950、60年代，伊黨與巫統的區分，一方面是第三任黨主席布哈努丁醫生（Dr Burhanuddin Al-Helmy）的左傾、反西方、反殖路線，另一方面就是吉蘭丹州務大臣以及後來第四任主席阿斯里姆達（Asri Muda）所代表的馬來民族主義。
1982年，宗教師勢力逼退阿斯里，排斥族裔民族主義，以伊斯蘭主義代之。
（照片來源／The Malaysian Insider）
穆斯林政治的「托古復辟」
在這之前，1981年哈迪阿旺（Hadi Awang，上圖）發表了影響深遠的「哈迪訓詞」（Amanat Hadi），吹響了建立伊斯蘭國、落實伊斯蘭法的號角：「我們反對國陣，不是因為它掌權太久，而是因為它保存了殖民地統治者的憲法、非信徒的法律和前伊斯蘭（jahiliyah）的條規。」 這是「托」先知時代的「古」來「復」西方殖民馬來半島之前舊秩序的「辟」。
骨子裡，這其實是以穆斯林民族主義對抗巫統的馬來民族主義：巫統缺乏代表穆斯林的正當性，因為它沒有把國家「復辟」成哈迪想象中的前殖民地政治秩序——每個人都是穆斯林，都活在伊斯蘭法的統治下。這不僅僅是對西方政治制度的否定，也是對多元族群社會的深層排斥。
因此，行動黨與伊斯蘭黨對巫統／國陣的挑戰，不是追求像英國保守黨／工黨、美國民主黨／共和黨之間的政黨更替，而是誌在摧毀國陣所建立並賴以執政的黨國體制。易言之，任何一方如果成功執政，都是「動搖國本」，但是往不同方向動搖。【註二】 行動黨要維持其世俗本質但得消滅（或至少削弱）其族群本位，伊斯蘭黨則要消滅其世俗本質，並可能以「穆斯林主權」取代「馬來主權」。
這兩個迥然相異的終極目標讓巫統／國陣穩如泰山，因為行動黨支持者會害怕伊斯蘭黨甚於巫統／國陣，而伊黨支持者也害怕行動黨甚於巫統／國陣。而國陣的強大，也局部建立在兩黨基本盤對彼此的懷疑上。
在1982 和1986兩屆大選，行動黨和伊斯蘭黨在不少選區與國陣打三角戰，但未必是兩黨不願合作，而是幫另一方分散巫統／國陣的選票，比試圖集合兩黨選票支持其中一黨更為有效。
在1990年，行動黨和伊斯蘭黨支持者排斥彼此之深，導致東姑拉沙里必須建立兩個陣線，讓兩黨不必尷尬地同在一屋檐下。這個問題雖然在後來的替陣和民聯克服了，兩黨得以親密合作，但雙方在「最終目標」上的分歧並未解決。
「策略性模糊」: 先攻政權，後談政綱
就算民聯後來產出了「橙皮書」的共同綱領 ，對巫統黨國體制的兩個爭論點——新經濟政策／土著主義和世俗體制，依舊缺乏共識，排除在橙皮書之外。
這個從1990年用到2015年的做法就是「策略性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 。如果後民聯的新聯盟得以組建，肯定會有人主張將這兩個爭議點「求同存異」下去。這卻等同於無視當前現實：民聯的失敗無疑昭告了「策略性模糊」的不可行。
全世界的政黨聯盟當然不可能凡事看法一致，否則就索性合併了，還搞什麽聯盟？然而，結盟政黨之間的「求同存異」最多只在政策層面可行，不可能在「這個國家是誰的」【註三】這種根本選擇上。
「策略性模糊」要可行，就是雙方都同時不把模糊地帶清晰化，壓縮另一方空間；而雙方能不能這麽做，不只看主觀意願，也看客觀形勢能夠形成均勢。
行動黨從2008前就逐步往中間靠攏，淡化其華人色彩，其族群平等的訴求更從「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退到「馬來西亞人優先」，雖然引起一小部分基本盤的不滿，但大致上沒有阻力，這是因為其支持者相信行動黨處於攻勢，所以政治立場的調整未受質疑。
伊斯蘭黨則不然，其務實派雖然志在布城，卻因害怕在黨內被孤立，不敢甚至不願挑戰哈迪的「復辟政治」，不但無視於馬來西亞以外廣大穆斯林世界對伊斯蘭刑法的多元辯論，更以「不管穆斯林事務」、「尊重吉蘭丹民主決定」等似是而非的說辭，為吉蘭丹伊刑法闖關辯護。
（照片來源／Ecumenical News）
穆斯林民族主義難被撼動
即使上到民聯層次，對丹州推動伊刑法的反對，多數都出於對民聯存亡、執政布城的選舉利害考量，或者從少數族群角度去談世俗體制的維護，完全無法衝擊「哈迪訓詞」那一套穆斯林民族主義的正當性。
許多支持民聯的意見領袖——包括無心理解穆斯林政治的非穆斯林——為了維持民聯的「策略性模糊」，而淡化伊黨強硬派推動伊刑法的議程，甚至不惜附和伊黨「所有穆斯林必須支持伊刑法」的霸權說辭，再自我安慰伊黨再努力闖關也無法得逞。
殊不知，這種對應對伊黨強硬派，完全是穩賺不賠。他們雖然沒有辦法改變現狀，卻逐步改變民意，增加落實伊刑法的正當性，最終可望形成朝野穆斯林的共識。
對强硬派而言，只要抓住落實伊刑法的議題，那麽務實派放低身段去開疆辟土的成果，到頭來還是要讓强硬派分一杯羹甚至據爲己有；反過來說，不推伊刑法，就是自我邊緣化，拱手把黨的主導權讓給務實派。單方面破壞「策略性模糊」因 而是强硬派極其理性的選擇。代表「策略性模糊」的民聯即已解體，未來任何要與國陣分庭抗禮的新載具，就不該再有「策略性模糊」能讓在野黨騎馬入京城的幻想了。
未來的新載具應該大膽地選擇「策略性清晰」，具體表明對國家體制、基本國策的立場。這絕不能只是維護世俗體制，還要同時構想新經濟政策／土著主義的替代政策。只要大部份馬來人繼續擔心改朝換代後政治經濟地位江河日下，伊刑法所代表的「托古復辟」政治就會有市場，以便通過伊刑法來管制監控穆斯林、鞏固穆斯林認同與團結，並藉此重申這國家本屬穆斯林。
【註解】
一、黃進發，513與馬來西亞1.0 （1969-2008）（上），《燧火評論》，2015.05.13。
二、黃進發，513與馬來西亞1.0 （1969-2008）（下），《燧火評論》，2015.05.14。
三、黃進發，這是馬來人的國家嗎？（一）、（二）、（三）、（四），《火箭報》，2014。
 黃進發 |
馬來西亞霹靂州金寶人，英國艾塞克斯大學政治學博士，活躍於非政府組織，著有《草昧十年》（燧人氏，2002），自 2012 年於檳城研究院（Penang Institute）任研究員，專攻選舉制度與聯邦制，並汲汲於探索多元文化主義能否與平等公民權利共存的國族重建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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