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女性就業率，難道是鼓勵女性努力工作來擺脫不平等，爭取每個升職和向上爬的機會？以個別成功的女性企業家來製造成功典範，這是虛假的充權，要真正要改變女性勞動者的命運，使勞工保障得以實現，就得認清職場裡的剝削結構，仍須由女工的自我組織開始，正視大家的共同處境，並發掘改變的可能性。
【文／劉嘉美】
今天，女性在職場上的重要性已毋庸置疑，雙職家庭也越來越普遍，不過，相對鄰近的東南亞國家而言，馬來西亞女性在勞動市場的投入還是遠遠落後。即使女性整體已擁有與男性媲美的學歷和能力，仍然因為婚姻與生育，而被逼離開職場。
檳州政府智庫——檳城研究院（Penang Institute）正進行相關調查【註】，細緻分析出阻礙女性進入職場的各種原因，由文化、經濟、社會支援等方面探討，多角度印證了女性就業面對的多重障礙，並由此基礎提出了多項建議，以助女性回歸職場，希望能整體性地提高女性就業率。
增加女性就業，作為推動性別平等的訴求，似乎非常合理，既然男性能擁有事業、能在職場上伸展拳腳，那為什麼女性不可以呢？特別是當女性也擁有著同等的能力。
可是，促進女性就業的訴求背後，仍存在著盲點，就是階級視野的缺失。當我們談及讓女性回歸職場，說的到底是那一批女性？那是相對仍有條件選擇（外出工作還是當全職媽媽）、伴侶能承擔家庭開支的群體。
但是，在現有的女性就業人口中，就有許多底層的女性勞工，她們別無選擇地身兼顧工作、育兒、家務，孩子不是委託鄰居親戚幫忙看顧，就是小弟妹由哥哥姐姐看著，就像我過去在中國的工業區裡，看到街上的小孩，頸項掛著家裡的門匙，百無聊賴等著父母回家的留守兒童，類似情景在馬來西亞的基層社區也不難發現。
變相為血汗工場招工
如果沒有質疑勞動報酬分配（工資）的不合理、資本利用女性特質來實現利潤最大化的本質，而只是推動女性就業，那不過是變相為血汗工場招工。
不以勞工保障作為前提，只是鼓勵落實家庭友善政策，很可能會陷入就業彈性化（Flexible employment）和零散化（fragmented）的陷阱，結果如倡議者所想的：女性終終可以兼顧家庭與工作了；惟事實是，就業模式更為零散，職業女性失去了全職工人和長工的保障，資本規避了原來應有的傭主責任。因此，這解釋了為何大部份的彈性工作、兼職、臨時工等、自由業等非正規工作者皆為女性。
工資不合理地偏低的現像由來已久，不管是男工、女工、年青、年長工人、低技術的、白領等，工資都越來越追不上基本開支的增幅。工資低是因為工資的計算是把家庭開支、養育等再生產開支排拒出來，所有的照顧和家事是在「免費」的基礎上計算。因此，要求企業給予可養家的「家庭工資」是一個最基本及不可忽略的前設目標。
女性主義學者弗雷哲（Nancy Fraser）就曾提出批判，質疑女性主義從過去的批判資本主義，變得有如為資本主義服務。提倡採取市場友善的性別平等政策，而無視就業市場是如何以低薪、彈性、缺乏基本保障來進行剝削。
兼顧家庭工作的童話
除具體的待遇問題外，這些鼓勵女性就業的措辭本身包含著服膺於新自由主義的市場邏輯：把工作視為解放與自由，以及自我實現的途徑。臉書營運長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的暢銷書《挺身而進》（Lean In: Women, Work and the Will to Lead）所呈現的就是這套邏輯和價值，女性之所以沒有躋身高位，那是因為女性的韌力和企圖心不夠，她們太多顧慮和內疚，因此她鼓勵女性應要全身投入。作者卻不問現時的制度如何使女性無法投入進職場上拼搏，以及對於廣大基層女性來說，真實的問題是：她們早已拼命地工作加班、從事多份兼職，又要照顧家庭，已拼得不能再拼，但仍然足襟見肘。
《挺身而近》試圖製造家庭與工作能兼顧的童話，但在現代母職的期望以及職場的要求，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能兼顧的說法反而使在當中掙扎的女性遭遇挫敗。
改變的方向，難道是鼓勵女性努力工作來擺脫不平等，爭取每個升職和向上爬的機會？以個別成功的女性企業家來製造成功典範，這是虛假的充權（empowerment），要真正要改變女性勞動者的命運，使勞工保障得以實現，就得認清職場裡的剝削結構，仍須由女工的自我組織開始，正視大家的共同處境，並發掘改變的可能性。
從政策而言，要提倡的不是、或不單是增加女性就業率，而是認清我們的勞動市場提供何種的工作條件，如果無視職場剝削、看不到薪水與資本利潤的巨大差異、企業阻礙工人組織化（例如成立工會的嚴格條件）、新自由主義市場如何剝削女性（對年青女體的性化、壓低中年女性的勞動價值等），只是以一些成功女性企業家來製造另種可能性的煙幕，那性別平等的口號喊得再動聽，本質上其實是背道而馳。
【註】Penang Institute, Retaining Women in the Workforce: Closing Gaps & Breaking Barriers.
 劉嘉美 |
土生土長香港人，畢業於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碩士，畢業後活躍於勞工團體。剛剛移居馬來西亞，繼續以文字關注邊緣底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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