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觀條件似乎並不鼓勵不滿意媒體企業的新聞工作者出走，現實是地位和薪酬對等的其他選擇也不多。假使提出相對激進的號召，放棄主流媒體這個陣地，讓它們徹底爛掉，就不能再以粉飾的櫥窗來誘騙閱聽人洗腦，可預見是個不叫好也不叫座的號召，畢竟非主流媒體業的規模容納不下這些出走的朋友，反而導致改行。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對媒體改革似乎難有樂觀的期許。
（照片來源／Patdollard／REUTERS／Damir Sagolj）
【文／莊迪澎】
「好」的新聞工作者碰上「壞」的媒體，或是面對自身服務的媒體沉淪、崩壞，或是新聞尺度緊縮，應否請辭明志，抑或留下來抗爭，似乎是少見討論的話題。留下或出走，通常人言人殊，當中有兩個常見論點：「飯碗」和「體制內改革」。
「飯碗」之說是指報社／媒體的員工都得謀生開飯，而且不僅關乎當事人本身，甚至還包括他們一家的溫飽。「飯碗」論可能姿態低一點，但畢竟每個人肩上的擔子不同，非當事人以道德高度要求當事人自砸飯碗以明志，往往不討好。「體制內改革」論則是一種比較高姿態的說法，帶有一種「忍辱負重」的精神，是為了某種有意義的使命留守陣地，冀望經由內部循序漸進地改革。在馬來西亞的政治裡曾有一個頗具歷史意義的案例：1982年大選，華教人士加入民政黨，冀望「打入國陣，糾正國陣」的「三結合」運動。
相對於出走，「體制內改革」看起來是比較積極的手段，尤其是搬出葛蘭西的「陣地戰」概念論述一番，馬上就彰顯了「體制內改革」的重大意義。積極地說，「體制內改革」雖然不是採取激進的手段，改革也未必一蹴而成，卻能以潛移默化的方式改變媒體企業的政策、編採方針、行事作風，乃至積習。消極地說，有志者留下，至少能鎮守陣地，守得一個位子就是一個，不讓更多「爛」的人進來霸佔位子。
拉鋸戰中守住平衡點
然而，「體制內改革」不無兩難。留守媒體搞「體制內改革」，與參政推動「體制內改革」一樣，先決條件是能存活下來，但存活得依據體制內的遊戲規則或潛規則，而且還得有些手腕。然後存活並不夠，還得往上升遷到可以決策的位置，方有更大的能力來施展抱負，推動改革。在這整個過程中，妥協和勿忘初衷的拉鋸戰不斷上演，如何在此消彼長的拉鋸戰中守住平衡點，確實不易，更何況那個平衡點應該劃在偏左還是偏右，也是人言人殊。
所以，「體制內改革」的兩難就是，以為在忍辱負重的人最後可能發覺（或根本沒發覺）不但改革績效乏善可陳，自己反而成了媒體企業用來粉飾多元、開放、品質櫥窗的工具，利用你認真製作的優質成品來吸引更多閱聽人接納、支持這家媒體，他們（閱聽人）感恩有這麼棒的製作，同時也接收著這家媒體的其他政治宣傳。換言之，原本忍辱負重要改革的人，竟然成了Mind Manager的幫兇。這種情況可用大賣場的促銷活動比擬：總是會突出某幾樣超低價產品吸引消費者到場，結果消費者在收銀台結賬時，可能買了（也可能根本就沒買）那幾樣超低價產品，卻也買了更多可能原來就沒想要買、不怎麼便宜，也不迫切需要的其他商品。後者是賣場的目的，前者僅是工具。
所以，我對「體制內改革」的說法和實踐即便不說悲觀，也說不上太樂觀。我曾經相信「守得一個位子就是一個」，只要有心志，在「有限的空間也能盡量發揮」，但馬來西亞的現實經常印證了馬克思「物質條件決定意識」的名言是對的。雖然吾人確實看到從政壇到非政府組織到媒體，不乏具備主觀能動性的朋友，但是體制腐蝕人們的初衷，並使人變質的能力絕不容小覷。而且，由於「體制內改革」帶有忍辱負重的道德姿態，吾人往往對這些守著陣地的人相對寬容，反而不自覺地下調了對他們的要求。所以，一道命令下來，這個議題不能碰、那場遊行不能播，就循規蹈矩不碰、不播了，並將一切歸咎於威權體制本是如此。然後，吾人都能「諒解」這是體制的錯，在媒體企業裡奮鬥的朋友們很辛苦，但「體制內改革」成果如何，似乎也乏人驗收。
「飯碗」和「體制內改革」這兩種說法並非互不相關，而是一體兩面，甚至有些根本就是同一回事，只不過是當事人自覺（或不自覺）要擺高或低的姿態而已。然而，「飯碗」或「溫飽」如今可能已經不是最主要的因素了，畢竟今夕已非1970年代、1980年代，若說從媒體出走便無以為生，未免妄自菲薄。
留守妥協？出走沒飯吃？
不過，時代進步，經濟條件改善，雖說按理應能解決「出走＝沒飯吃」的窘境，但諷刺的是，社經條件相對改善未必能促使更多人有更大的「出走」的勇氣，反而恰恰相反。在講究生活品質的時代，「溫飽」並不足夠，還得一年至少出國旅遊一次（甚至兩次），每週上幾次咖啡館、精品餐廳……；這種小布爾喬亞的有品味的生活方式，可能成了許多人必須留在相對高薪、穩定的大媒體企業的誘因。於是，在妥協和勿忘初衷的拉鋸戰中，妥協往往更佔優勢，但仍能以「體制內改革」之說來合理化。
這麼說來，客觀條件似乎並不鼓勵不滿意媒體企業的新聞工作者出走。假設「出走」之後有更多更好的選擇，形勢也許就不一樣，但現實是地位和薪酬對等的其他選擇並不多，尤其是主管的位置。所以，假使吾人提出相對激進的號召，放棄主流媒體這個陣地，讓它們徹底爛掉，就不能再以粉飾的櫥窗來誘騙閱聽人洗腦，可預見會是個不叫好也不叫座的號召，畢竟非主流媒體業的規模容納不下這些出走的朋友，反而導致改行。在這種情況下，吾人對媒體改革似乎難有樂觀的期許。
政治上的「三結合」運動以失敗告終，在董教總的論述中，除了王添慶的口碑還不錯之外，許子根和郭洙鎮均被嘲諷為「打入國陣，被國陣糾正」。在媒體事業，宣稱留守媒體搞「體制內改革」，卻「被改革」的可能性當然存在，除了期許在體制內的朋友砥礪自勉，吾人或許亦應成為他們的背生芒刺，不時刺一刺提醒「勿忘初衷」。
 莊迪澎 |
傳播「學／術」兩棲，長期觀察支配媒體業的政經因素、主張推廣媒體教育是新聞自由運動的重要工作。先後擔任馬來西亞新紀元學院媒體研究系創系主任、已停刊的《獨立新聞在線》創刊總編輯。2010年起自資架設《馬來西亞媒體識讀資源網》，彙整和分享本地媒體研究文獻，以利提升媒體識讀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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