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頭集會只能成為一時的選項，公民社會是根據主辦者的道德訴求行動，而非被動地配合政黨需求。307集會的患得患失，反映了公民運動的窘境。如今檢討出席人數多寡、抗爭手段和策略、游行示威是否已儀式化時，卻不得不擔憂接踵而來的問題。不論是否願意，都須承認這場集會標示著「後」安華時代的來臨；對這一局勢的解讀，則呈現民聯與公民社會兩樣情。
（照片來源／AhmadYusufi.wordpress.com）
【文／曾維龍】
3月7日前，一位朋友覺得這場集會似乎反應欠佳，恐怕不會有太多人出席。他並未對集會期待太高，也不認為這場動員能「匡正司法，釋放安華」，純粹認為應當支持和參加。
誠然，與1998年「烈火莫熄」街頭運動，還有後來的三場凈選盟集會相比，這場集會確未如想像中那麼鋪天蓋地「被」看見。主流媒體報導篇幅有限，社交媒體（如臉書）更欠缺了過去那種喧嘩、熱鬧與激情。活動當天，萬頭攢動，雨中撐傘的畫面出現。那一刻才揪動人心——原來這麼多人還沒遺棄共同信念。
307集會前冷後熱的現象，隱約反映了某些徵兆。一如周忠信的慷慨激昂：「我們是第一代『烈火莫熄』洗禮下的青年，那場運動深刻的影響了我們一生的理念。這次安華再度被監禁，已經產生了『烈火莫熄』新世代；不過不同世代會有不斷創新的應對和表達方式。」307集會從匆忙的規劃，訂下方向，提出訴求，最終給出的答案是「Kita Lawan」（抗爭到底）。一批青年領袖和團體以此為口號，組成聯盟，形成周氏所說的新世代。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307集會確實是成功的。如今檢討，卻不得不擔憂接踵而來的問題，不管我們是否願意，都必須承認這場集會標示著「後」安華時代的來臨，而對這一局勢的解讀，則呈現著民聯與公民社會兩樣情。
第一，這場集會前，公正黨智囊政改研究所的王維興把安華這一道德符號無限上綱，激情地呼籲群眾參與集會，學界與社運圈皆劍及履及的黃進發和公正黨青年團全國宣傳主任李健聰，也為307集會定性討論。他們的定位很清楚，從政黨政治的角度闡述307集會的意義和價值。論述背後不約而同把集會成敗的分析，投向民聯當下處境，集會人數和動員成了討論起點。
當天出席人數重要嗎？當然重要，街頭示威和集會本來就是讓個人在公共空間展示立場的抗爭的手段。當所有體制內管道，包括選票、議會和司法等手段耗盡後，街頭示威成了「公民抗命」的一個正當的不合法的選項。尤其對反對黨而言，不僅是重要的武器，同時也是重要指標。出席人數多寡，反映了政黨的聲望與凝聚力。因為群眾意味著選票，如何獲得選票才是政黨政治最主要的議程。
（照片來源／AsiaOne.com）
民聯與公民社會不同步
但是集會過後，事實上民聯三黨至今仍存在多重分歧，達成共識尚需時日。從動員過程到集會當天，三黨高層未並肩同臺即說明這點。當下，在輿論眼中，伊斯蘭黨內部正忙於開明派與保守派之間的意識形態鬥爭；行動黨小心翼翼地固守地盤，計算得失。這場集會背後，仿佛只有公正黨和安華家人，其他友黨只有二三線領導參與。很顯然，三黨之間彼此博弈，首先考量的是自家門前雪。
第二，從公民運動的角度來看，307實際上包含了眾多訊息。譬如：公民為何自發性地參與？為何在近期無大選的情況下，仍願抽空參與？從這些問題出發，我們便能看出政治人物和公民社會運動對待集會的姿態是有區別。
伊斯蘭黨深具紀律和龐大動員力量的缺席，就是一個絕佳的觀察點。眾所周知，伊黨力量在過去集會中發揮了極大作用，但307集會卻由鬆散的公民組織下及公正黨青年團主促。這次集會予人先冷後熱之感，或許和上述因素有關。畢竟具有較強組織能力的政黨資源最為集中，307的文宣缺乏支援，是集會前熱不起來的原因。集會當天的萬人景象，卻說明了公民自發參與的理性自覺已漸趨成熟。公民社會是根據主辦者提出的道德訴求行動，而非被動地配合政黨需求。
易言之，參與集會並願在公共場域展現自我存在的公民，認同的方向很明確——抗議安華身陷囹圄的不公不正，司法失效等，這也意味著公民運動與政客之間在態度上的區隔。公民組織無需要對政治人物過多幻想。
第三，納吉政府的柔性處理，讓集會當天缺乏事件（情節）來發展接續的戲碼。除了維持秩序、監控現場，當局投入不多警力。警方過後用「和平集會法」扣查集會發起者，砍首意圖非常明顯。事前與事發時按兵不動，事後秋後算，顯示納吉政府應對公民集會的策略手段已經「進化」。或許，國家機器從台灣的太陽花運動和香港的佔中運動領悟到：鎮壓只會引發更大的衝突，反而成為社會運動的前進動力。
（照片來源／AhmadYusufi.wordpress.com）
想象力貧乏：抗爭作業制式化
第四，集會後的另一爭議是手段和策略。「4點集會，6點散水」成了網民戲謔307集會的用語，意即從下午2點開始匯聚人羣，大約4點前後是人潮高峰，過後領導者演說、呐喊口號、步行至KLCC雙峰塔等過程，約在6點結束（「散水」是香港廣東話俚語，結束之意）。
從效果論來談「4點集會，6點散水」，激進者認為半天的動員集會，無法對當政者造成實質的影響和壓力。安華依然必須服從司法判決，當權者依舊高高在上；城市的小資階級則從容回家，收拾心情過星期天，等待星期一又周而復始地上班工作。前者帶著批判姿態，鄙視後者；後者在衡量生活成本和時間成本後，半天集會對於眾多人來說，是可承擔風險範圍。因此，眾多人願意參與集會，並且認為集會與他們的期待相符。「有參與即可」等類似的消極心態和惰性想法極其容易被計算。這一現象也說明了當下公民運動的另一難題：近年集會的複製化已到瓶頸。街頭集會未來是否依然為有效手段？或許需要有更多相應的創意思維，才能激活公民運動的前進。
此外，公民組織有必要反思：游行示威是否已出現儀式化傾向？一如民俗宗教的遊神集會，在同一符號下集合、互相取暖，然後傾訴。這一過程，讓參與者在精神上洗禮，讓個人介入公共空間、展現立場並非壞事，但須必須持續，甚至成為一年一度節日。香港每年七一遊行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厚積薄發，才有後來的佔中運動和雨傘革命。部份公民運動組織在307集會後，雖曾提及每星期六舉辦集會，然而零星的示威，能否有效動員不無疑問。
街頭集會，就目前情況而言只能成為一時的選項。307集會的患得患失，實際上也反映了公民運動的窘境。以上疑慮，不一而足，筆者或未能逐一深入討論，只能說我們必須謹慎以待，為公民運動的下一步準備。307最終目的當然是政治改革。公民組織有公民組織必須承當的工作，與政黨目標一致，可以走得很近；當目標不一致時，我們拭目以待。
 曾維龍 |
七字輩，任教於馬來西亞拉曼大學中文系。碩論專注於二十世紀90年代華社知識分子的評論寫作和話語實踐分析，博論則探討馬華文學經典化、建制化的問題。數年前有幸參與社運，編有《黃絲帶飄揚：2006馬來西亞反對媒體壟斷運動實錄》。2012年與羅彩綿合撰出版《翠鳥蟲鳴•希望人間》，內容收集雙溪毛糯麻風病院社區的口述歷史，講述院民与老人的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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