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華興沒問，真正的少數族群書寫是否也得預設一種「本位主義」，否則論述沒有起碼的立足點？他的槍口真正對準的是張貴興和李永平這兩位從婆羅洲渡台的寫作者，只有他們的小說才會大規模的聚焦華人與在地原住民之間的互動。對少數民族而言，華人移民之為掠奪者，和白人並無不同，這在婆羅洲尤為尖銳。
【文／黃錦樹】
老友莊華興最近在媒體上發表多篇文章談馬華文學，對馬華文學還那麼關切的人，在這星球上可說是絕無僅有了。但有的文章我讀了並不太舒服——不是咖哩羊肉吃飽被撐著的那種不舒服，而是喝咖啡被嗆到的那種。
多年來，華興的立場都很一致，我們在研討會上、報紙副刊上也不知道爭辯過多少次，也不知道多少次尖銳的指出他論述上的盲點和漏洞。但他似乎都沒甚麼改變，頑固一如我們的友誼，見面時還可以一起喝咖啡、吃飯，很放鬆的聊一些有的沒有的。雖然如此，那樣的論述看了有時還是會覺得不舒服。倘是其他阿貓阿狗寫的，當然可以跳過去不看，老友寫的，不看又好像不太夠意思。但看了又會覺得沒意思。
如此多年的堅持，只能說那是一種愛，一種如紋身傷疤一般的症狀了。
華興的立足點很簡單，本土，國家，國語，國民的義務。因此主張要從國家的高度去看問題，是以寫作人在語言上要「跨語」（要用華文寫作？可以，但必須同時用馬來文寫作，是謂兼語）；題材上最好要「跨族」，也就是華人不要老是寫華人的故事，該放眼全國民——最好遍及各個少數族裔。也就在這樣的預設之下，他敢於公然質疑少數論述的基礎預設——對他而言，相對於原住民，華文小說寫華人就難脫「華人本位主義思維」:
「少數族群書寫研究的正當性何在？以（華人）少數角度出發談（其他）更少數，是否忽視了自己可能占據的霸權位置與思維，或始終無法看到作品中殘存的華人本位主義思維。這種意識思維在與他者接觸過程中徹底曝露，或許它不是書寫的最終目的，却在美學策略名義下大肆敷演。
這些作品，華人本位主義或以一種更爲隱晦的意識出現，它必須放在文化高下對比之中才得以感知，書寫者是以一種俯視的姿態直面與觀看他者，具體結果是作品中充斥著民族優越感。」〈誰看少數？談馬華文學的少數研究〉 ，《當今大馬》，2013.11.19
但華興沒問，真正少數（或作為他者的少數）是否也得預設一種「本位主義」，否則論述沒有起碼的立足點？（此即論者所謂的策略的本質主義，作為退無可退的支點）華興的槍口真正對準的是張貴興和李永平這兩位從婆羅洲渡台的寫作者，只有他們的小說才會大規模的聚焦華人與在地原住民之間的互動。對少數民族而言，華人移民之為掠奪者，和白人並無不同，這在婆羅洲尤為尖銳。因為原住民是當地人口的多數，部落的安逸讓他們單純質樸，難敵華人的機敏勤奮狡詐。即便在華人的集體記憶裡，也經常可以窺見那傷害他人的陰影。梁放的〈龍吐珠〉、李永平的〈拉子婦〉，張貴興的《猴杯》等，對那樣的歷史境遇均不無反思。而為了替梁放的《我曾聽到你在風中哭泣》辯護，華興激烈的指控張李的小說是「華人本位主義思維」，「充斥著民族優越感。」老兄，大馬華人面對原住民時確實總是充斥著民族優越感的（即便是小老百姓，不同的方言口語裡都充斥著「番」、「山番」之類的詞語），但張李的小說是在反思與批判那樣的歷史現實啊，難不成要扭曲現實去創造華人頭家大善人的烏托邦神話？但華興的思路不是向這裡，而是向另一邊——對他而言，真正正確的敘事主人公就不該是華人，他應該是混血兒，雜種（論述邏輯和台灣本土論完全一致），只有那樣的存在方是跨族的完美樣板，只有他，方能脫出漢族中心，方具有絕對的政治正確，「小說家在文中處理的是華人如何從純粹的漢人情結到華人，再到半唐半拉的半菜意識。這是《哭泣》跟其他同類型寫作的最顯著超越，可以說是過去砂華小說中，書寫此類題材的集大成者。」〈梁放跨族群小說的國家與美學雙主體追尋（下）〉（《燧火評論》，2014.09.11） 華興的辯護首先是政治的，然後才是美學的，但根本上還是政治的。
就我個人閱讀這部小說的感想是，在文學的力度上，它其實不如同一作者早年的幾個短篇。雖然不是很長的長篇，但感覺還是太長了。
在整個跨族論述中，華興對張貴興尤為嚴厲。也許就在於張貴興是個比李、梁更有小說的感覺的小說家。
譬如文章引了一段《頑皮家族》的唬爛情節後，華興批判說：「這是誰的華人史？華人的原罪是客觀的事實，抑或是經由作者所放的蠱？……，把華人愚化、醜化之後再來批判。」（〈閱讀張貴興小說劄記〉，《當今大馬》，2014.12.05）只能說，華興（及那些訓練比他差的學者）有時候太不把小說當小說看待了，太把它看做是準歷史寫作了——或者說，總是以一種特定的歷史觀為依據，去嚴厲的審查詩（小說）。審美的狡計有時也是一種思辨的策略，詩有異於哲學和歷史的邏輯。這自然也是老生常談了。但如果文學就只能按照某種政治程式操作，那必然毫無樂趣可言，讀者也只能板著臉讀了。像我這樣的讀者，通常就會讀到冒煙－－沒辦法，我的燃點低。
依華興的愛國主義邏輯，我們的離境也幾乎就是一種原罪了，因此他的論述常會出現諸如此類的句子——「沒有國家主體意識，談跨群書寫將輕易掉入『異域中的漂泊華語論』。……離散論者從異族關係切入，作家因華人意識形態終究不得不面對語言的漂泊。這是否定國家在先的必然結果。」（〈誰看少數？談馬華文學的少數研究〉 ，《當今大馬》，2013.11.19）有了「國家主體意識」又能怎樣？華語就不必漂泊了？馬來西亞這國家可以提供一個安定的錨，讓華文的帆船可以長久、安穩的停靠在馬六甲海峽的某個遮風避雨的港口？
依國家文化的邏輯，其實並不是這樣的。華語一直在大馬的政治季風中哭泣（如此表述會不會太「華人本位主義思維」？）華興自己也經常——而不是曾經——聽到的。而當華文本身對國家而言也是不正當的存在時，是不是就該跨語—兼語了？
這麼說來，《我曾聽到你在風中哭泣》最好還是出之以馬來文。以華文寫成，從國家的立場來看，單是跨族畢竟還是美中不足呢（如此表述可能比較愛國——雖然我早已失去愛那個國的資格）。
 黃錦樹 |
1967年生於馬來西亞柔佛州，1986年到臺灣留學。臺大中文系畢業，淡江中文所碩士，清華大學中文博士。曾獲中國時報文學獎等。現為國立暨南大學中文系專任教授。著有小說集《夢與豬與黎明》（九歌，1994）、《刻背》（麥田，2001）、《土與火》（麥田，2005）、《南洋人民共和國備忘錄》（聯經,2013）、《猶見扶餘》（麥田，2014）等。論文集《馬華文學與中國性》（元尊，1998）、《謊言與真理的技藝》（麥田，2003）、《文與魂與體》（麥田，2006）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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