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電影的「美國夢」到「中國夢」，陳可辛已完全與中國民族主旋律水乳交融。對於許多電影工作者而言，現今中國經濟地位的強勢及其強大的電影市場，擁抱「中國夢」也許是充滿吸引力的生存之道。但在「中國夢」主導下的華語電影工業所生産的大多數電影，往往是内容空洞的高預算大片，或充斥著頌揚中國強盛的大民族中心意識作品。
【文／關志華】
2012年走馬上任的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提出了「中國夢」的政治概念。所謂「中國夢」，乃是主張通過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來鞏固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以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打造一個富強和人民幸福的國家。同時，習近平也曾向美國奧巴馬總統表示，中國追求「中國夢」，一如美國追求民主和自由的「美國夢」，兩者的理想是相通的。這「中國夢」的主張基本上也是爲了展示中國當代的高速現代化和經濟發展，它要展示的對象不只是以美國為主的西方，同時也是身處於全球各角落的華裔社群。
最近在馬來西亞聽到「中國夢」，是在某個學術研討會的晚宴上。席間，活動主要贊助人侃侃而談「中國夢」如何弘揚中國民族文化。當學者們在白天的研討會出盡各種知識和論述來解構單一的中國性認同，以及討論各種多元和具有差異性的華裔本土認同，卻在晚宴上聽到對「中國夢」的歌頌讚揚，這種強烈的對比無疑是個獨特體驗。然而，這也表示了中國近年的經濟發達、商機勃勃，擁抱「中國夢」也許可以帶來各種商業和經濟的回饋。吊詭的是，這些解構單元華裔認同的學術探討，卻必須借助「中國夢」提供的資金贊助來進行。
去年陳可辛執導的《中國合夥人》（上圖），也把「中國夢」理想納入電影的敍事軸綫中。雖然表面上訴説的是「中國人的美國夢」（電影的英文名字為American Dream in China），但深層意識卻在試圖倡導現今強勢的「中國夢」。它主要根據中國民辦培訓學院「新東方」的創辦人俞敏洪、徐小平和王強的人生經歷和創校經驗所改編。故事前半部主要把敍事設在上世紀80年代中國年輕人（主要是大學畢業生）學英語要拿簽證到赴美的熱潮。三位主人公成東青、孟曉駿和王陽也試圖踏上這股「美國夢」浪潮，但最終只有孟曉駿實現夢想。在90年代，三人在中國重聚並創辦了英語培訓學校「新夢想」，幫助其他中國人實現他們的「美國夢」。
中國人嚮往美國，是基於中國比美國經濟落後、物質匱乏的對立。而「新夢想」在創校初期把學校設在一個荒廢的工廠，完全可以視為中國經過數十年的去資本主義統治以及文革批鬥破壞下「百廢待興」的象徵。但片中的中國人卻對美國有著愛恨交織的情懷。它所呈現的「美國夢」，基本上是貨真價實的惡夢。孟曉駿的夢想是成爲美國時代雜誌的封面人物，但赴美後生活不盡人意，初期在大學實驗室中當餵養白老鼠的員工，失業後在洋人餐館做清潔工人維持生計。
同時，電影裡的美國（人）對中國人充滿著各種歧視和缺乏尊重。孟曉駿在餐館獲得最少的小費，而在90年代他到美國公司進行談判，對方卻讓他久等六小時後爽約不見。其他的歧視還包括了「中國人擅長作弊」、「中國人擅長盜竊版權」等刻板形象。因此影片出現的中國申請奧運失敗（1993年），以及在1999年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以美軍爲首的北約轟炸，都顯示了中美權力懸殊、不太和諧的關係。
換言之，因爲中美經濟和權力上的差距，中國人在追求「美國夢」的過程中是充滿委屈的。這「美國夢」不只意味中國人被欺負歧視，更意味著愛情關係的中止，例如成東青的女友蘇梅去了美國後向他提出分手。因此，他不時在教學過程中自嘲個人失敗經驗（申請美簽和愛情的失敗），來激勵學生「在絕望中尋求希望」。這基本上就是中國民族主義的建構中長期出現的「創傷邏輯」（the logic of the wound）。 美國學者周蕾（Rey Chow）曾用這項概念闡述中國民族主義者和知識分子如何長期利用「被西方欺壓」的受害者意識，來打造和鞏固中國民族精神。從滿清後期中國被西方帝國主義列強欺壓，到現今全球後殖民時代，這「創傷邏輯」依舊一再地被複製運用。周蕾認爲，這受害者心態除了激發民族必須「自強」的精神，最後很可能導致中國民族自我中心意識的膨脹。例如90年代所出現的「中國可以說不」熱潮，便是最佳例證。【註】
因此，電影主人公在90年代的「美國夢」，已不是單純要到美國「淘金」，反而是向美國大聲宣示「中國能」。孟曉駿急於將「新夢想」挂牌上市，主要是要美國看見自己（彌補他在美生存失敗）、看見中國，證明中國人能在全球經濟中與美國人平起平坐，甚至可以攻陷美國經濟。在接近尾聲的幾幕，三人在與美國人談判教材侵權時，卻突兀地加入一場教訓美國代表的談話，向對方展示中國人的天生優越和擁有高度能耐的特徵，抨擊美國長期對中國人的誤解和歧視，同時又表示了美國經濟愈來愈依靠中國強大的市場的現實趨勢。在這裡，「美國夢」也逐漸被「中國夢」取代。這「新夢想」便是要通過中國特色的社會（資本）主義，來向世界展示中國的高度經濟發展，以及中國人的高度競爭能力。因此，中美的權力和經濟地位懸殊也進一步縮小。電影也許不願直接說出來的是，在未來很可能發展出「美國人的中國夢」的情勢。
從《投名狀》裡兄弟因爲理想不同而反目相殘、《武俠》中父子親情和血緣的微不足道，再到《中國合夥人》對集體力量的擁抱與歌頌，我們可以看見陳可辛在電影創作的意識轉變。在香港拍片起家的他，近年已逐漸被納入中國電影工業體系。早期的《甜蜜蜜》敘説一對從中國到香港再輾轉赴美的男女的分分合合，雖然也處理「美國夢」的課題（當然也包括中國人的「香港夢」），但最後為黎小軍和李翹的身份歸屬劃上了問號（中國、香港還是美國？）。兩人選擇在紐約生活，卻因爲鄧麗君的歌曲〈甜蜜蜜〉再度相遇，證明了對華裔的身份有一定的認同（由鄧麗君的歌曲所象徵），但不一定就是歸屬於中國的。由陳可辛監製的《十月圍城》雖然開始擁抱中國民族主義，但仍強調「香港是辛亥革命的發源地」，為香港在中國民族主義中打造獨特地位。同時，還通過參與保護孫中山行動衆人蕪雜多樣的動機和態度，來為那神聖的中國民族主義話語帶來了干擾的噪音。
然而，在《中國合夥人》裡，那些干擾的噪音早已蕩然無存。從電影的「美國夢」到「中國夢」，陳可辛已完全與中國民族主旋律水乳交融。對於許多電影工作者而言，現今中國經濟地位的強勢及其強大的電影市場，擁抱「中國夢」也許是充滿吸引力的生存之道。但在「中國夢」主導下的華語電影工業所生産的大多數電影，往往是内容空洞的高預算大片，或充斥著頌揚中國強盛的大民族中心意識作品。
【註解】
Chow, Rey（周蕾）. “Introduction: On Chineseness as a Theoretical Problem.”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in the Age of Theory: Reimagining a Field. Ed. Rey Chow.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0. 4-5.
 關志華 |
出生於馬來西亞檳城。曾留學臺灣，目前擔任私立大學新聞系講師。研究興趣為電影和視覺文化，以及華裔文化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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