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不僅是一種經濟制度，也是文化體制，它的崛起有其文化（價值）基礎，可是當這些價值變質後，如劣質的賭場資本主義或經營者變得唯利是圖 ，只顧自身利益，而置社會甚至股東利益於不顧時，就會發生賺錢入本身口袋，賭輸了卻讓國家社會來收拾爛攤子的極端自利主義。賭贏入私人口袋，賭輸由公共承擔，如此不公不義之事，竟然在發達國家屢見不鮮。這也難怪有人要佔領華爾街，可惜被強制清場。這突顯出發達國家特別是美、日、英等是個財閥或金主政體。更甚的是，美國多輪的量化寬松，使大量從美國發出的美元，得以進入新興市場興風作浪，大幅推高房地產與股市價格，而熱錢大幅撤退又導致股市大跌的畸形經濟。
（照片來源／The New York Times／Victor Blue）
【文／孫和聲】
如何解讀當代世界？上世紀九零年代，蘇聯解體與東歐變天後，不少人認為，和平與發展將是未來世界的主題。自由民主與自由市場已取得最終勝利，意識形態的鬥爭，即將告一段落。因為，世界終將走向一元化的自由民主與自由市場，歷史已告終結。
但實際上，世界依然動蕩不安，難民潮不斷，連發達國家也出現正當性危機（legitimacy crisis），對公共機構（特別是政府）愈來愈失去信心，弔詭的是，卻也更依賴國家。公民投票率也日趨低落。在經濟方面，不但全球經濟日趨不穩定，社會經濟不平等也更趨明顯。不論國與國之間，或一國之內，不平等日趨尖銳，特別是在2008-09年美國次貸與金融危機，及較後後歐洲債務危機，不平等已成為各自矚目的課題，知名經濟學家史迪格里茲（Joseph Stiglitz）的《不公平的代價：破解階級對立的金權結構》（The Price of Inequality: How Today’s Divided Society Endangers Our Future）、皮凱提（Thomas Piketty）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也成為熱門書。這個世界正進入多事之秋。
（照片來源／Otherwords.org）
為何公共債務日趨高漲的同時，失業率不但無法降低，不平等也更趨嚴重？不同人有不同的解讀，一種較流行的看法是，這些都與全球化、區域化、技術進步、工會勢力沒落、政府失去自主性與被迫減稅、金融危機導致政府不得不把私人債務轉為公共債務、金融資本主義與金融工具的創新等有關。而這些趨勢背後，也與科技（特別是資訊技術）的進步，以及八零年代年崛起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意識形態的推動有關。
所謂新自由主義，是一種在政治上與新保守主義接近，而在經濟上擁護
市場原教旨主義（market fundamentalism）。它主張市場萬能，政府應退出市場、不干預市場，將使經濟經濟更能自由發揮其潛能，進而創造出更多的財富與就業機會。在這種指導思想下，自由化、市場化、官營化、去除管制（de-regulation）遂成為主流。發達國家的主流經濟學家與世界主要經濟與金融機構，如世貿組織、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也大力推行這一思想。
在八、九零年代，這項主流指導思想似乎有一定的說服力，特別是在美國。在九零年代，美國盛行新經濟（New Economy），當時經濟形勢確也一片形勢大好。有人甚至說，經濟週期（如由盛轉衰，再復原進入繁榮的週期）將成為歷史，皆因技術進步（如資訊技術） 大大地提高了生產力與各類創新。在一片唱好聲中，市場原教旨主義更是聲勢浩大，許多發達與不發達國家，也爭先恐後在不同程度上搞自由化、民營化，解除管制、降低個人與公司所得稅等，加上馬來西亞在八零年代後期也大搞民營化、放寬管制，進而緩和了新經濟政策的不良後果。這是個告別國家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市場稱霸期，畢竟連中國也改走資本主義路線。
只是物極必反，如同五、六零年代，主張國家干預的凱恩斯主義（Keynesianism）曾經帶來發達國家的黃金二十年，爾後卻在七零年代問題叢生一樣。市場化與自由化也在1997-98年引發東南亞金融貨幣危機，以及2000年的美國網絡泡沫化。儘管如此，以美國為主導的市場原教旨主義依然不受動搖，在dot-com泡沫破滅後，把低利率長期化，利用信貸擴張與資產升級來刺激增長。惟好景不常，確信市場原教旨主義的美國聯儲局主席葛林斯潘（Alan Greenspan），因堅信市場可自行解決其產生的問題，而放任低利率與寬松的貨幣政策，終至2008年引爆泡沫破裂的危機。這就是物極必反，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所帶來的惡果。
（照片來源／Outsider Club）
當美國國會質問葛氏何以危機會發生時，他竟回答本身也難以置信。有人說狗（dog）是人類最好的朋友，但教條主義（dogmatism）卻是人類最危險的敵人。這就是意識形態掛帥（市場原教旨主義）帶來的惡果。西方尤其是美國不論政治或經濟上，都是很教條主義的，並非一般人想像中的那麼具有民主精神。美國精英當中，有不少是一元論的教條主義者而非務實主義者。
危機發生後，英美為了避免發生系統性金融與經濟危機，不惜用納稅人的血汗錢來打救那些掠奪成性、大贊貪婪是美德的資本主義賭徒。有人從文化角度指出，2008-09年危機有其文化根源，特別是唯我（me-first）的失控的個體主義（見《Aftermath: The Culture of the Economic Crisis》）。申言之，經濟也是文化的（economic is culture），資本主義不僅僅是一種經濟制度，也是文化體制（culture system），它的崛起有其文化（價值）基礎，可是當這些價值變質後，如劣質的賭場資本主義（Casino Capitalism）或經營者變得唯利是圖 ，只顧自身利益，而置社會甚至股東利益於不顧時，就會發生賺錢入本身口袋，賭輸了卻讓國家社會來收拾爛攤子的極端自利主義。
賭贏入私人口袋，賭輸由公共承擔，如此不公不義之事，竟然在發達國家屢見不鮮。這也難怪有人要佔領華爾街，可惜被強制清場。這突顯出發達國家特別是美、日、英等是個財閥（Plutocracy）或金主（Donocracy）政體。更甚的是，美國多輪的量化寬松（Quantitative Easing），使大量從美國發出的美元，得以進入新興市場興風作浪，大幅推高房地產與股市價格，而熱錢大幅撤退又導致股市大跌的畸形經濟。
 孫和聲 |
民間學者。生於霹靂州江沙，長於和豐，1976 年負笈臺灣，就讀政治大學國際貿易學系。1984 年赴日本游學，學習日語及嘗試瞭解日本經濟富强之道。著有《華人文化述評》（燧人氏：2007）、《尷尬的大馬經濟》（燧人氏：2012）等。 |
本文內容係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燧火評論立場。
喜歡這篇文章請加入燧火評論臉書專頁，給我們支持與鼓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