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一勞永逸的方案，要提出治國的替代方案，必然引起爭議，也無法取悅所有人。但行動與政策的決定若是由恐懼促使，便失去了發掘可能性的機會。政治之難為，不在於權力鬥爭的險惡，而是從政者和政黨有示範和創造更多可能性的責任，刺激更活躍的公共辯論，使人們相信改變是可能的，並投入其中，這背後的動力必然是由希望驅使，而非恐懼。
（照片來源／News Asia One／AFP）
【文／劉嘉美】
恐懼是人類先天的本能，而在政治上以製造恐懼為手段，來控制人民並鞏固權力，並非是獨裁政權的專利。英國社會學學者法蘭克·富裏迪（Frank Furedi）在《恐懼的政治》（Politics of Fear）中，探討近代的英美政治生態，指出在政黨政治的競爭裡，早已非左右意識形態之爭，也非不同政治願景與立場的比拼角力，而是以操弄群眾的恐懼情緒來增加本身的政治籌碼，不論執政或在野政黨，這情況在選舉中猶為明顯。
在馬來西亞，如果說「505」第十三屆全國大選，民眾的政治情緒是一種願意迎向未知的勇敢冒險，那最近落幕的補選，即是一種完全不一樣的氣氛，近似於Frank Furedi提出「恐懼的政治」的狀態，政黨之間的宣傳較勁動力是對對手的攻擊，而攻擊並非旨在帶出自身的政治遠景，而是製造恐懼的比對：究竟是民聯中伊斯蘭黨保守派提出的伊刑法比較可怕，還是國陣一直的貪污濫權，導致國家破產更為讓人憂心？
因此，選民的選擇更多是基於「那個政黨會帶領我們去更恐怖的未來」的這種負面比較，而非相信和期盼誰能引領出更好的政治。
（照片來源／Malay Mail Online）
恐懼政治的運作與影響
505過後，國陣再度執政，上任旋即製造白色恐怖，逮捕黑潮運動的號召者，接下來就是不曾停止過的政治檢控，直至今年四月，執政黨再度利用國會過半優勢，藉國際恐怖主義來製造「反恐法案」的立法緊迫性，粗暴通過極具爭議的法案，這顯示出國陣「貫徹始終」地以恫嚇的手段，來鞏固缺乏認受性的政權。
這自然不是什麼新鮮事物，但同樣地，面對國陣的高壓攻擊，反對陣營一直處於挨打狀態，加上聯盟間的關係危機，在內憂外患兼顧不暇的情況下，也陷入了另一種製造恐懼的策略困境：不斷地透過重提首相家庭（特別是首相夫人）的奢華腐敗、政治打壓、國家負債等問題，來加強人民對於國家危機的認知，並從中吸納對執政黨不滿者的支持。
當然，國家的危機確實存在，問題也是真實的，但要是不斷強調與重提的目的是為了吸收政治力量、轉換成選票，而非真的為了解決問題，為當下危機提供出路的話，那這種製造恐懼的方法到頭來，並不會刺激更積極的公共參與和政治熱情，反之，恐懼換來的是消極與退縮，慢慢地累積成集體的無力感與麻木。
誰都能輕易的列舉社會當前的危機，不管是在政治、經濟、社會、種族、宗教，多年來累積下的問題都是難解的結，長期執政的國陣政府自然有無可推卸的責任，但又是否有政黨和政治人物能提出替代方案、危機處理的辦法、回應結構性問題的勇氣和承擔？
沒有一勞永逸的方案，要提出治國的替代方案，必然會引起爭議，也無法取悅所有人，在迴避政治風險的前提下，不管是執政陣營的改革派，或是反對黨，都選擇退卻至短暫性、零散的紓困措施。在這些「改革性」的建議中，人們還是無法從中看到整個國家在迷失中，如何走出正確的方向。
（照片來源／The Malaysian Insider）
改革成非人化選票考量
回頭來看，民聯在上屆大選提出「福利國」的共同主張，並列出多項惠民措施，當中雖然不乏重要的改革主張，但是背後還是有很強的選票考量，政綱的釐定明顯是考慮那些政策能獲得更多的掌聲，而非針對國家當前問題來作出回應，就如提出豁免汽車國產稅而非改革公共交通系統、州政府提出派錢式的福利，而不是建立長遠的福利安全網。
但不管怎樣，這也是重要的開始，民聯應該在其共同政綱裡，發展出更整體的治國藍圖，以及在經濟、福利等重要的民生領域裡，制定全面的、長遠的計劃，以回應越來越嚴重的貧富差距的問題。
可是，從目前的情況看來，特別是在剛結束的補選中，看到的不是越來越清晰的國家改革方案，而是趨向恐懼的政治，在互丟泥巴中尋找支持。作為選戰策略，可能贏得選舉，但長遠而言，當恐懼壟斷了大眾對於政治的想像，群眾終變得犬儒與憤世，怨恨與恐懼成為了主導政治力量的情緒。
行動與政策的決定若是由恐懼促使，便失去了發掘可能性的機會。我認為政治之難為，不在於權力鬥爭的險惡，而是在於從政者和政黨有示範和創造更多可能性的責任，刺激更活躍的公共辯論，使人們相信改變是可能的，並投入其中，這背後的動力必然是由希望驅使，而非恐懼。
 劉嘉美 |
土生土長香港人，畢業於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碩士，畢業後活躍於勞工團體。剛剛移居馬來西亞，繼續以文字關注邊緣底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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