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來西亞近年的華文教育在「技能訓練」的泥沼中越陷越深，乃至於華文教師都成了純粹口傳「技能」與「標準」的機器，學生也成了復述「技能」與「標準」的機器。「工具」終歸只是工具而已，若已發展到當下華文老師竟說出「華文課不教技能，還能教什麽」的地步，則迷失的又豈止是學生而已？
【本刊特約／邱克威】
「工具論」是這半個世紀來中國大陸語文教育的主流思潮，經葉聖陶、呂叔湘、張志公等將之發揮開展；如張志公直接了當說：「培養和提高語文能力首先是一種技能訓練。凡屬技能訓練，都要有一定的規格，明確的標準和要求。」
這種「技能訓練」的語文課，對本地華文課師生來說應該都不陌生，如「啊」的音變、主謂賓、名句精華、成語背誦，乃至於作文也都一律是技術性操作；再加之魏書生「知識樹」式語文教育所提倡的各種「枝」、「杈」的操作，如閱讀與寫作技能的六個枝中「表達」項的「五個杈」：記叙、說明、議論、抒情、描寫；其下更分小杈：景物描寫、人物描寫；其中「人物描寫」再分「動作描寫」、「心理描寫」、「表情描寫」、「語言描寫」等。
這一切我們的華文老師們未必知其所以然，甚至於不盡知其然，但却肯定都當是理所當然的操作。不明白背後的指導思想，也許不影響個人技術操作；反正誰也不規定鋼琴家一定得瞭解鋼琴的構造。但若是規定指導連自己也不明所以、甚或未能掌握的技能，比如劃分詞類、分析句法結構等背後的操作原理，那就是硬著頭皮上的「技能訓練」；學生也如聽著瞎子摸象的口述硬著頭皮畫「大象」。這好比捧著「電腦使用說明」教導學生們如何修理電腦；注意啦，你手裏捧著的還不是「電腦維修手册」啊！
淪爲「技能訓練」
這種「工具性」語文教育觀，在大陸90年代以來就備受爭議，甚至針對「淡化語法」問題召開過研討會。再進入21世紀，錢理群提出：「把語文課定位爲工具課的主張越來越多地表現出弊端來。這種主張把人文教育排除在語文之外，使語文變成了一門技術性的課程。」於是2002年中國教育部制定的《全日制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實驗稿）》就强調「人文性」，說：「工具性與人文性的統一，是語文課程的基本特點。」
反觀馬來西亞近年的華文教育在「技能訓練」的泥沼中卻是越陷越深，乃至於華文教師都成了純粹口傳「技能」與「標準」的機器，學生也成了復述「技能」與「標準」的機器。若說在大陸語文教育的技能式操作仍是在閱讀經典文章的基礎上進行，即對於經典文章及其藝術的解析，可如今本地華文教育的「技能訓練」則純粹是「標準答案」的操作。
畫虎不成猶類犬，畫犬不成又將如何？若已發展到當下華文老師竟說出「華文課不教技能，還能教什麽」的地步，則迷失的又豈止是學生而已？「工具」終歸只是工具而已；一把提琴的構造講得再清楚，學生就能拉出一首動人的樂曲嗎？我們難道是該請個工匠來教提琴課嗎？
學生語文現狀堪憂
當初這套「拿來」的「技能訓練」式語文教育，究竟是「拿來」者們清楚評估分析後的措施，還是純粹的「拿來主義」？反正本地各大機關拾人陳腐的牙慧而置入口內胡嚼一通的事也是司空見慣了。
於是不明所以的華文老師們都只能是摸黑執行的「標準操作」。這正切合一位大陸語文教師的描述：「我們的教育是—個黑屋子，老師、家長和學生都在那個黑屋子裏面拼命掙扎。」但他的教育職責，是「把想要擋住窗戶的人—脚踢開，告訴每—個人窗外有多麽美好的景色，幷守住這個窗戶。」
海德格爾說「語言是存在的寓所」，我們還有多少老師能爲孩子們的人生寓所守住一個美好景色的窗戶？
錢理群說過：「語文教育有其特殊性，許多人在回顧自己的一生時，都會發現對自己影響最大的往往是語文教育，或者是語文教師。就我而言，决定我一生發展的是語文老師。」多少代人記憶中那些美好而生動的華文課，反觀如今却是硬著頭皮上的語文課，惟有師生們「技能性」地摸黑「標準式」操作著「語言」機器。
半個世紀前，本地學者許雲樵就曾警告說「母語的教育」，「不當太早要他分別詞品、主語、謂語、賓語、受辭等等語法上的術語，否則他們將望而却步，不敢說、討厭學、甚或攪成口吃」。我們如今學生的語文現狀，實在是堪憂的；若是大學中文專業學生除了複製講義，連寫一篇完整通順的文章都感吃力，那我們距離「口吃」還有多遠呢？
無可否認外部條件不利於華文學習，但多少年來的艱辛如一，只是當前每况愈下的語文現狀，包括老師、包括學生，關鍵或許更在於內因。願只願長城不會傾於自己手中。
（編按：本文爲2014年華教節特輯文章之一。今年的特輯主題是「華教的新時代挑戰•族群認同與民主轉型」，由林連玉基金組稿。）
 邱克威 |
文化工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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