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臺灣勞動環境以基本工資權充底薪，迫使勞工得加班、全勤、拼業績才有較高薪資，這正是造成勞工普遍低薪與過勞的主因。許多實證研究指出，基本工資提升對經濟反而有利，同時也能減緩貧窮及社會福利的財政壓力，因此提高最低工資已成為世界各國一致採行的做法。不僅開發中國家，如印尼、馬來西亞、中國，已開發國家的英、韓、日、美皆在近年內陸續大幅提高基本工資。
【文／孫友聯】
喧鬧的臺灣基本工資調整案，終於在2014年8月29日勞動部召開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塵埃落定，確定從2015年7月1日開始，每月基本工資從原本的19,273新台幣調整到20,008元，只調整了735元；時薪也從原本的115元調整到120元。這個結果，當然無法讓勞工團體滿意，因為今年同時也是臺灣的勞動基準法實施三十週年，因此，臺灣勞工的基本工資爬了三十年之久，終於才突破兩萬元的大關，但離勞工團體期待的至少23,745元，仍有一段相當大的距離。每年的第三季（即7月至9月底），臺灣都會上演一場勞、資、政拉扯的大戲——基本工資調整，今年也不例外。
按照臺灣勞動基準法規（Labor standard Act）第21條的規定：「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而基本工資的決定又是依同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即勞動部）設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擬訂後，報請行政院核定之。其中，依基本工資審議辦法第5條：「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原則於每年第三季進行審議」的規定，因此，每年第三季都會是臺灣基本工資的戰場。原本，2013年該委員會作成了「消費者物價指數（Consumer Price Index，CPI）累積達3%」才要另外召開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的違法決議，終於在勞工團體的強大壓力之下破功，如期召開。
勞基法確立基本工資法源
然而，回顧臺灣基本工資政策的發展，可溯及1930臺灣政府批准國際勞工組織「設定最低工資機關公約」，於1936年12月23日公佈「最低工資法」，該法規定成年工資以維持其本身足以供給無工作能力親屬二人之必要生活為準。但因各項因素而未施行，最終於1975年12月3日廢止。而1984年勞動基準法施行，才更進一步確立了基本工資的法源。但相較於國際常用之「最低工資」（minimum wage），所謂的基本工資政策意涵相當模糊，實施以來也未曾有穩定的定義，但勞工團體基於過去的執行經驗觀察，認為已經等同於國際勞工組織所揭示之最低工資。臺灣總統馬英九於2008年簽署國會批準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CCPR）、《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ICESCR）（簡稱兩公約），更進一步確立了基本工資的具體政策意涵。
因此，在2014年8月12日，臺灣勞工陣線等團體赴勞動部抗議，並發起了一個要求勞動部依法召開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的倒數行動，宣告倘若第三季結束仍未召開，將向監察院檢舉勞動部失職或告瀆職，立即引發社會對基本工資的關注。8月15日，行政院長江宜樺在強大的民意壓力下，終於公開宣布因食物類物價指數上漲超過4%，因此應該提前召開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勞動部也決定於22日假汐止山區的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召開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也開啟了2014年基本工資調整案的政治戰役。
經過這幾年政治屢屢打壓基本工資的經驗，臺灣勞工團體認為只召開委員會並不足以解決弱勢勞工的困境，基本工資審議還必須有三個要件，即「要維持生活水平、要每年審議、要過程透明」。依據國際勞動組織（ILO）第131號以及經濟社會文化公約第7條的精神，必須將「保障勞工及扶養人之基本生活水準」最為基本工資調整的基準，因此，基本工資必須以「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標準」為基礎，乘以「就業扶養比（1+家戶人口／家戶就業人口）」，依據青平台基金會（Youth Synergy Taiwan Foundation）的研究估算，在加權計算臺灣省與五都（臺北市、新北市、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之後，臺灣基本工資應調高為23,745元、換算時薪為143元，如此方能落實保障勞工及受扶養人能有最低生活水準的政策精神。
根據2014年5月勞工保險局（勞保局）統計資料，投保薪資在19,200元以下的本國勞工人數多達272萬8873人，其中未滿30歲的青年勞工就高達87.89萬人，淪為凍結基本工資的最大受害者。當前勞動環境以基本工資權充底薪，迫使勞工必須依靠加班、全勤、拼業績才能得到較高薪資，正就是造成勞工普遍低薪與過勞的主因。
許多實證研究更指出，基本工資提升對經濟反而有利，同時也能減緩貧窮及社會福利的財政壓力，因此提高最低工資已成為世界各國一致採行的做法。不僅開發中國家，如印尼、馬來西亞、中國，已開發國家的英、韓、日、美皆在近年內陸續大幅提高基本工資。不僅調漲，各國提升最低工資之幅度屢創新高，如中國2013年已有27個省市調升基本薪資，平均調漲幅度達17%；臺灣向來視競爭對手的韓國，明年最低時薪由5210韓元上調7.1%至5580韓元。除此之外，2014年1月14日美國經濟政策研究所公佈七十五位（包括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斯賓塞（Michael Spence）等七位諾貝爾獎得主經濟學家）的公開連署書，呼籲美國提高最低工資。
（照片／公視新聞議題中心）
工資成長停滯造成悶經濟
反觀，臺灣基本工資成長偏低再加上一般工資成長停滯，才會造成民間不敢消費的「悶經濟」。過去幾年，每每討論基本工資的調整，總是在一片混戰之中，政府即片面決定一個羞辱式的調整。例如，2012年從18,780元調整至19,047元，區區調整了267元，調幅僅為1.4%，等於一天調整不到9元，因此勞工團體無奈的戲稱一天只多了一顆茶葉蛋的加菜金。結果在送行政院核定時，竟然還被時任政務委員的管仲閔擋下，並宣稱將嚴重衝擊臺灣經濟。2013年，基本工資調整至19,273元，同樣引發勞工團體的群起不滿。
最終，基本工資委員會還是在資方團體的壓力之下，作成一個月只調整735元、每天只區區調整24.5元新台幣的決定。行政院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核定，完全不留給臺灣勞工團體發起抗爭的機會，而這個結果更進一步確立了臺灣將繼續走一條低薪競爭的血汗經濟模式，也種下了將來勞工團體抗爭的引線。
至於馬來西亞，2012年開始也引發了一波最低工資的爭論，事實上爭論的焦點和臺灣類似，最終內閣批准的最低工資標準，依地區不同，介於馬幣800至900令吉之間，結果同樣讓人感到失望。但至少確定的是，最低工資已成為國際趨勢，將來，亦期盼兩國的勞工運動能夠針對最低工資的經驗有更多的交流，共同提高勞工的工資。
 孫友聯 |
馬來西亞柔佛州麻坡人，1992年到臺灣唸書，臺大社會系社工組、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碩士。1995年到目前工作的單位「臺灣勞工陣線」實習，開啟了反抗人生，目前擔任勞陣秘書長一職。惟一的嗜好，就是反抗、持續反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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