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2013年馬來西亞全國大選結束，變天未成，彌漫鬱悶氛圍。接下來的民主進程該如何繼續走下去，似乎是當前社會大多數人的疑慮。十六年前，「烈火莫熄」運動以降蔚為風潮的各種政治社會運動，是民間社會力與既存體制結構間之矛盾與衝突的展現。這些激情的身體與聲嘶的叫囂背後，蘊藏了豐沃的生命故事，將曾經孤獨的理念匯聚，形成一波波力量，在一次又一次的衝撞當中，推動整個社會緩緩向前，見證了社會改革之艱難，也見證了民主轉型的奮進。
公民運動要有清楚的論述，更要有具體實踐的力量，才能不斷地擴大社會基礎。配合10月20日舉行的推介禮暨講座「時政評論與時代精神」，我們特此刊載一系列相關文章，期能溫故知新，對日後的公共討論有所助益，繼續用文字介入社會。
所謂自由分子，是表示思想人、藝術家、學者之於時代使命感，可有可無，率性發展，不必强求跟著任何一種「較大的現實」所指示的時尚走。以人類社會演進的意義範疇言，思想人與行動人的影響，差別不是涇渭分判的；西方人說「思想危險」，古往今來任何政治既成體制無不以這種畏而遠之的態度看待思想，懷抱憂患意識的離心思想人更是被目爲洪水猛獸。但是思想和創造，是推動人類進步的菌苗，卻是不爭的事實。
【文／張景雲】
林語堂說過這樣的話：中國文化人誤將過不舒適的生活視爲美德。林語堂與魯迅兩人在性格與識見上的基本歧异，可以這句「微言大義」來作詮釋。魯迅當然不會認爲這話裏有何大義可言，他是要「自己背著黑暗的閘門，放他們（中華民族後代）到光明的地方去」，矢志要照亮別人，不惜燃燒自己，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魯迅雖然對中國傳統文化大張撻伐，但在這方面與自古以來士大夫的某一種傳統却是一脉相承的，那就是憂國傷時的憂患意識。從屈原的「吾將上下而求索」，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以至魯迅本人的「我以我血薦軒轅」，都在在表現出亂世中知識分子把「求治」（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况乎讀聖賢書的士人）當爲己任的淑世襟期。
過去百年的中國，積弱致招外侮於前，軍閥混戰於，中共上臺政治挂帥，萬般以定於一尊的意識形態馬首是瞻，最後引火焚身造成文化浩劫。在這段時期裏，最優秀的文化學術人才都被政治動蕩這個所謂「較大的現實」（the greater reality）籠罩和迷惑，寶貴的精力和才華盡被吸引到尋求政治合理化的事功上。藝術和思想於焉淪爲替政治服務的附庸。
魯迅之不可能體認到林語堂那句話（且不論是不是魯迅在世時所說）中有「大義」存在，因爲中國知識分子有悠長的憂患意識的傳統，而欠缺像近代西方世界那樣把思想人、學者和藝術家看作自由分子（free agent）的傳統。在古老的東方，詩是「學而優則仕」的餘事，詞是娛樂，小說的不正經，從這個名目已可概見；學術不過是爲政權主宰下的道統自圓其說的工具。（至於林語堂走他自認的康莊大道，其藝術成就較諸魯迅反望塵莫及，那是緣於他缺少藝術家的秉賦，與他的話有理與否無關。）
所謂自由分子，是表示思想人、藝術家、學者之於時代使命感，可有可無，率性發展，不必强求跟著任何一種「較大的現實」所指示的時尚走。這當然不是排斥時代使命感的文化意義（更別說政治作用），其實這種二分法是相當含糊的。以人類社會演進的意義範疇言，思想人與行動人的影響，差別不是涇渭分判的；西方人說「思想危險」（ideas are dangerous），古往今來任何政治既成體制無不以這種畏而遠之的態度看待思想，懷抱憂患意識的離心思想人更是被目爲洪水猛獸。但是思想和創造，是推動人類進步的菌苗，卻是不爭的事實。
憂患意識的終極使命是「求治」，是催促社會與政治制度合理化，而這理想狀態的一個特徵必然是讓學術與思想自主，讓藝術「不爲什麽而存在」，承認它們的獨立性。以理想來衡量現實、要求現實，應該堅持這樣的尺度：可以並存、可以選擇才是人性的本然（猶之理想）狀態。「更大的現實」若强大暴戾到只允許時代使命感的一言堂，創見就要窒息；「更大的現實」仍有容許選擇的縫隙或更大的發揮空間，不管那體制的名目是黑猫或白猫，方始能提供思想、創造的溫床。終極而言，學術、思想與藝術獨立自主的傳統，仍需要合理的「更大的現實」來提供和維護。
編按：原刊1988年6月12日 南洋商報「宏微並觀」專欄，收於《犬耳零箋》（吉隆坡：燧人氏，2014年11月）。
 張景雲 |
文史隨筆作家、老詩人，壯年長期從事新聞工作；《犬耳零箋》和《炎方叢脞》兩本文集在籌印中。 |
本文內容係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燧火評論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