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抗爭有其訴求，但組織過程和抗爭結果同樣重要，那就是不純粹以結果來決定抗爭是否有價值，因為這類「實用主義」思維無視社運除了有其具體目標外，同時也是公民累積力量，進行政治教育的重要過程。運動中的民主化，其重要性不亞於爭取民主的訴求本身：你不可能以不民主的方式爭取民主，也不可能以不自由的方式爭取自由。建立直接民主、尊重多元的共識決議、廣泛參與等原則，已成為社會改革的重要方程式。
（照片／NBC News）
【文／劉嘉美】
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馬來西亞公民社會與社運團體都致力於促成政黨輪替，選舉制度改革運動（淨選盟Bersih）成為近年最有動員力的社運結盟。社運團體與反對黨保持友好的合作關系，在不同的抗爭場域中，彼此支援的情況亦相當普遍。
然而，隨著第13屆大選未能成功政黨輪替、民聯三黨在雪州大臣事件的合作危機，以及一連串煽動法令的政治大逮捕之下，民間難免出現集體的失望情緒，政局從去年的充滿盼望到如今困局重重，作為關心社會改革的組織和個人，該如何逆境前進？
以巫統為首領導的國陣執政逾半世紀，馬來西亞在先天性資源豐富，發展仍然滯後。皇權（Royal）、宗教（Religion）、種族（Race）——這3R經常被執政者用來制造矛盾，鞏固自身勢力，使國家整體終日虛耗紛爭中，對於國家發展、人民福利等重要議程，卻少有真正的關注。
就像許多新興民主國家所經歷的，如果無法改變多年來一黨獨大的政治光景、政經大權的壟斷，社會改革無從談起。因此，我們需要建立另一個（更強的）權力來推倒舊權貴，自然而言，人民的期望都落在反對聯盟的頭上，也造就了只要這條路走不通，又或反對聯盟要是出現什麼「行差踏錯」或力量減弱，人們難免不安失望，懷疑改朝換代的民主化進路或將成空。
公民社會與社運參與者在當前政治格局中，反思社運方向和路徑，過去以「政黨輪替」作為終極目標的路線是否唯一的方向？除了以推倒舊政權作為主要目標，是否需要開拓新的戰線？
（照片／Occupy.com）
或許，我們能從這數年來全球各地的佔領運動中獲得啟發，美國、歐洲如西班牙、希臘等，這些佔領運動與過去傳統社運的理念、形式、組織手法也大相逕庭，而香港佔領中環運動（簡稱佔中）也參考了不少全球佔領的方式。
打破垂直組織領導
全球佔領運動是近年來最重要的全球正義運動，以「我們是99%」的口號，喚起大眾對金融資本主義與現實政治相互勾結的批判，他們要徹底地挑戰制度之餘，同時也相信民主運動不可能以不民主的方式達致，因此戮力打破過去由上而下的「垂直性」領導方式，改以直接民主為基礎的群眾運動，建立「水平性」、參與者權力均等的組織。
有別於傳統的抗議形式，抗爭多由領袖帶領，參與群眾跟隨已安排好的遊行路線、跟著大會喊一樣的口號、沒有存在異議的空間、運動的主導權是屬於少數的政治精英。但是，佔領運動相信我們不止是要推翻「誰來當領袖」，而是打倒過去壓迫的權力關系。
抗爭有其訴求，但組織過程和抗爭結果同樣重要，那就是不純粹以結果來決定抗爭是否有價值，因為這類「實用主義」思維無視社運除了有其具體目標外，同時也是公民累積力量，進行政治教育的重要過程，就如佔領華爾街運動發起人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所言：「一旦人民的政治視野拓寬，改變是永久的」，就如經歷過自我組織（非被動動員）、人類團結、直接參與，這使得人們不可能再回頭去過先前的生活，他們看待事情的方法也不再一樣了。要不純粹是「舉牌遊行」，群眾對於集體行動能否有更多的想像？
又如近日在香港的佔領中環運動，也出現異於傳統社運的質性變化。參與者遍及不同年齡階層、形式（佔領式的公民抗命），更為重要的是，其自發性和主導性也比過去強得多。在運動發起至今的一年多，透過社區教育、商討日、民間公投等，在全港進行廣泛動員。然而，它也面對決策不透明的批評，特別是運動後期，對於佔領日期、集會規則，包括不可使用大聲公或舉出示與大會訴求不一致的標語，要求參加者遵守「鐵一般的紀律」等，這都使運動中的內部民主備受質疑。
及後，學生組織學聯及學民思潮發動罷課，為佔中運動打開了亮麗的序幕，大量市民、學生於政府總部及立法會一帶參與集會，大會主持、台上講座、講者發言，台下出席者附和，集會模式與過去大致相若。直至28日，警方以武力試圖驅散和平的示威者，發射多枚催淚彈、持槍防暴隊出現，以及警告「離場，否則開槍」後，坊間對警方將武力升級等傳言不絕，團體呼籲市民離開。
（照片／AP／Japan Times）
可是，市民並未離開，甚至將原來佔領的版圖擴大至旺角，由原來佔中（中環），擴散成佔領中環、金鐘、銅鑼灣及旺角，並佔據馬路，使港島區及部份九龍區的交通癱瘓，更多罷課、罷工和罷市相繼發生，各樣自發性的行動、支援、訊息發佈大量出現，現在已沒有任何團體和領袖能宣稱在帶領這場抗爭。事實上，它已演變成為公民自發式的抗命運動，團體和政黨反倒成為支援的角色。
自主公民逆境奮進
恰恰如此，佔中變得更具生命力和能動性，市民（非傳統社運者）在自己的崗位上發揮各自功能，捐贈物資、德士司機義載、貨車司機以車堵路、公民透過拍照紀錄發動一個個「自媒體」（We Media）等等，不同的個體在抗爭現場自我組織，並協調出默契和秩序，人人都有角色可扮演，不再是面目矇糊、等待被動員、等待主持人宣布集會結束就乖乖散去的從眾。
當然，參與者「就是這一次」的決心，除了對人大普選方案不滿外，還包含了長年累月的各種不滿。政制改革多年並無寸進，經濟、生活、文化等日常生活的不民主，以及社會的不平等，貧富懸殊、地產霸權等問題，絕對是無法忽略的因素。
佔中才剛起步，不管是民間運動，還是當權者的打壓策略，仍在演變和發展當中。發展至今天的規模和形態，也非意料之事。建立運動中的民主化，其重要性不亞於爭取民主的訴求本身：你不可能以不民主的方式爭取民主；你也不可能以不自由的方式爭取自由。直接民主、尊重多元的共識決議、廣泛參與等已成為社會改革的重要方程式。若沒有建立出一種直接參與、權力均等的公民社會力量，民主轉型的過程不一定就能帶來新天新地，反之，不過是新的霸權取代舊有政權，我們照樣還是那99%。
 劉嘉美 |
土生土長香港人，畢業於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碩士，畢業後活躍於勞工團體。剛剛移居馬來西亞，繼續以文字關注邊緣底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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