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打擊貪腐和預防盜賊統治國家的重要手段就是維護新聞自由。竊國大盜對媒體施加限制和管制，以便保護自己免受批評、盡量減少公共訊息和辯論他們的窘境，進而最終阻止選民投票反對他們。伊斯蘭和馬來西亞的所有偉大宗教傳統一樣，都有崇尚真理的普世價值。提供不實訊息是一種罪過，尤其是吾人親眼目睹的事情。隱瞞事實同樣有罪。《古蘭經》經常告誡人們，避免隱瞞證詞和用虛謊來混淆真相。如果不能證明《The Edge》報道虛謊、違反新聞規範或犯法，吊銷出版准證之舉既違反伊斯蘭傳統，也違反普世價值標準。
（照片來源／The Malaysian Insider）
【文／賽法立阿拉塔斯（Dr. Syed Farid Alatas），莊迪澎譯】
《華爾街日報》和《砂拉越報告》最近的報道揭露牽涉馬來西亞的上層政治與企業精英的大規模貪腐，再次引發了馬來西亞是否為一個「盜賊統治」（kleptocracy）國家的疑問（譯按：kleptocracy是捷克語，亦可意譯為「高層腐敗」）。這個詞彙是衍生自「盜賊」（klepto）和「統治」（cracy）這兩個字，是指謂遭利用職權謀取個人經濟利益、權力和地位，而犧牲被統治者的人所主宰的政府。盜賊統治的統治者和官員對一個國家的影響是毀滅性的。他們的統治不受良知節制和偽善，以及扭曲發展規劃和政策。這樣的統治者似乎毫不在意他們所統治的人民的權益、意見或感受。在他們治下，國家將遭受大規模的資源枯竭和人才流失。盜賊統治對言論自由亦有可怕的後果。
要打擊貪腐和預防盜賊統治國家的浮現，有個重要手段就是維護新聞自由。雖說不負責任地行使新聞自由和一般而言的言論自由可能會損害國家的穩定和安全，忠言噤聲卻會造成更大的危險。過度控制媒體是一種專制症狀。當統治者的醜行遭公諸天下，以及為學者、社會活動者和一般民眾所辯論時，他們越來越感到沒有安全感和處於弱勢，就會逐步對媒體實行霸道的政府管制。
竊國大盜對媒體施加限制和管制，以便保護自己免受批評、盡量減少公共訊息和辯論他們的窘境，進而最終阻止選民投票反對他們。顯而易見的是，人們越能自由地獲取訊息、分析政府的決策和行動，以及批評肇事者的非法和卑劣行徑，就越有能力應對他們的政府。難道不就是應該這樣嗎？畢竟，當選的從政者乃公僕，當選是要服務人民。普通公民正是憑著這種人民力量，方能使他們的政府對所為之事問責。
（照片來源／The Malaysian Insider）
事實上，跨國研究的證據表明，「自由的媒體是腐敗的壞消息」（a free press is bad news for corruption）。Aymo Brunetti和Beatrice Weber在2003年發表的一項研究指出，自由的媒體與更良好的治理乃是呈正面的互為因果的（A Free Press is Bad News for Corruption,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7）。這是因為新聞自由讓人們能掌握更多訊息，進而又使公民能夠對政府施加更大的壓力。
前幾天，馬來西亞內政部吊銷《The Edge週刊》和《The Edge財經日報》的出版准證，從2015年7月27日開始，為時三個月。內政部公佈的理由是這兩份報紙關於一馬發展有限公司（1Malaysia Development Berhad，1MDB）的報道「損害或可能損害公共秩序、安全或可能引起輿論恐慌或可能有損於公眾和國家利益」。明智的馬來西亞人多數不會接受這種說法。大多數馬來西亞人也認同，貪腐才是這個國家的真正危險。此外，大多數支持自由報導和公開議論貪腐的馬來西亞人不會縱容傳播謠言來使國家陷入不穩定狀態。以這種不負責任方式來行動的人，應該依法論處。不過，媒體不應該被噤聲。這是因為媒體對於預防不穩定能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
有研究表明，腐敗導致不穩定。Sarah Chayes在其著作《竊國者：腐敗何以威脅全球安全》（Thieves of State: Why Corruption threatens global security , W.W. Norton & Co., 2015），探討盜賊統治如何導致內亂，甚至引發暴力的極端主義。就自由的媒體會對政府施加壓力，促使政府肅清或至少最大限度地減少腐敗而言，新聞自由絕不是損害公眾利益，而是穩定國家之必要。在有自由媒體的國家，盜賊統治得到公開辯論且竊國大盜受到調查、揭露和起訴的可能性，要比在一個媒體被控制且不負責任的國家來得高。
伊斯蘭和馬來西亞的所有偉大宗教傳統一樣，都有崇尚真理的普世價值。提供不實訊息是一種罪過，尤其是吾人親眼目睹的事情。隱瞞事實同樣有罪。《古蘭經》經常告誡人們，避免隱瞞證詞和用虛謊來混淆真相。如果不能證明《The Edge》報道虛謊、違反新聞規範或犯法，吊銷出版准證之舉既違反伊斯蘭傳統，也違反普世價值標準。伊斯蘭教是馬來西亞的官方宗教。因此，馬來西亞人期望從政者和公僕公正和誠信地治國。《古蘭經》訓誡那些受公眾和專業職責委託的人，要公正和公平地統治（4: 58-59）。十一世紀塞爾柱帝國（Seljuq Empire）的宰相和碩儒Nizam al-Mulk在其名著《政府論》（Book of Government）裡建議他的蘇丹應該直接聽取民怨，不假手中介。一千多年後，這仍然是我們希望領導人要做的事。
十四世紀的穆斯林社會理論家Abdul Rahman Ibn Khaldun認為，政府的決策一般而言都是不公正的。這是根據他對西亞和北非政體的研究，以及他滄桑的政治生活經驗而達致的結論。五百多年後，西班牙哲學家和西班牙共和政府的思想領袖José Ortega y Gasset認為國家是最大的危險。他認為，國家干預是威脅文明的最大危險。馬來西亞希望有一個強大的國家來建立和維持公共秩序及實施高效的管理。但是，我們不希望有一個具有特別大的權力，以致其干預能導致盜賊統治的危險國家。
原文於2015年7月25日刊於《馬來郵報在線》（The Malay Mail Online）。配圖為本刊所加。
 賽法立阿拉塔斯 |
Syed Farid Alatas博士，新加坡國立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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