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香港和新加坡社會都在經歷顯著的政治氛圍轉變。在雨傘運動和李光耀過世這兩件本土大事面前，許多來自中國內地的旁觀者，他們對事件的觀察和反應，折射出「留學生」與「客居地」之間有趣的彼此挑選。面對權力，是順服還是挑戰，兩地社會各有自己的價值取向。這不僅塑造著本地居民的秉性，也參與挑選和塑造各自的外來留學生群體。當我們比較這兩個城市的時候，除了城市基建、經濟數據和大學排名，還有一些難以量化的指標，同樣值得仔細思考。
【文／閻靖靖】
5月12日，自製短片批判李光耀的新加坡十六歲少年Amos Yee（上圖左）被裁定兩項罪成。幾乎與此同時，香港的城中熱話也是一些中學生為主角的短片。第一段影片由香港廣西社團總會發佈，內容是七名中學生面對鏡頭，講述他們支持政府政改方案的理由。幾天後，一位反對政改方案的中學少女Amber（上圖右）自拍影片，逐條反駁七位同齡人的論點。經傳媒報導，廣西社團總會涉嫌未經片中人同意，便將影片公開，壓力之下自行刪除Youtube影片。同為「撐政改」的幾個Facebook專頁，繼而上載多條不同市民支持政改的自拍影片。反對政改方案的一邊，「香港獨立媒體」亦製作短片，訪問幾名中學生，闡述反對的理據。雙方的網絡輿論攻勢至今還在繼續。
這熱鬧的論戰，在香港一點都不稀奇。自從兩年前「佔領中環」的籌備期開始，支持建制與支持泛民的觀點，每天都在上演唇槍舌戰，市民早已司空見慣。可在新加坡卻不是這樣。正如Amber片中所言，Amos已因言論而失去了繼續與人辯論的自由。誠然，Amos的罪名分別是「散播猥褻圖樣」和「蓄意傷害基督教徒感受」。不過，假設他沒有發佈那張漫畫，罵老李的影片也沒扯上基督教，是不是就能全身而退呢？相信許多人都會撇嘴一笑吧。相比Amber，Amos可算寂寞得多，境遇也淒涼得多。
不過，Amos恐怕不是最寂寞淒涼的人。同樣是少年人就政治議題發表個人意見，在香港，不過是招致反對者的圍攻；在新加坡，會遭到警察逮捕、被起訴、被定罪量刑，並以「壞孩子」的形象被本地媒體報導；但在中國內地，師長會再三禁止中學生對政治發表意見，因為他們知道，這樣做的人很多都靜悄悄地「被失蹤」了，不知被關押在哪個黑監獄，家屬也不知何時才能收到拘留通知。並且，即便當事人有幸最終面對審判，而不是在獄中「躲貓貓」死，中國內地媒體多不會報導這樣的官司，網上討論也會被禁。
在當今亞洲，無論政經博弈，還是軍事角力，中國都已舉足輕重。然而，在本國的公民社會成長，以及民眾政治參與等內部層面，中國社會卻仍遠遠落後於東亞和東南亞的大多數鄰國。這種政治上「國強民弱」的巨大落差，身處中國境內或沒有體會，一旦離開故園，其他社會的種種公民參與，尤其是對政權提出挑戰的行為，就常令中國留學生感到驚異、好奇，甚至是難以理解，以至覺得自己與客居地格格不入。
留學與客居之間旁觀
星港兩地除了自身各種相似之處以外，都吸納了為數甚眾的中國留學生，其中一部分畢業後成為了當地的新移民。同是華人為主的社會，中國內地背景的學生，在星港兩城往往能夠更貼近本土時政議題，不似在歐美等地，疏離於主流社會的政治討論。這一點，相信許多曾經留臺的大馬華人都有類似體會。在雨傘運動和李光耀過世這兩件本土大事面前，除了參與其中、甚至被迫選邊的本地人之外，還有許多來自中國內地的旁觀者，他們對事件的觀察和反應，折射出「留學生」與「客居地」之間有趣的彼此挑選。
首先，留學是一個動態的過程，需要將「故土」與「新家」串成一套完整的論述。中國經歷了1950年代開始的閉關鎖國，遲至改革開放後的1980年代，才再度出現大批新移民與留學生。即便今天網絡發達，但是礙於中國政府對媒體和輿論的箝制，那些「肉身翻牆」的出國者，在某種程度上仍扮演著「開眼看世界」的先鋒角色。我至今深刻記得，2008年京奧火炬傳遞在歐美各國屢屢面對示威，當時許多身處中國國內的網民很想知道衝突現場的真實情況，但是卻發現中國媒體只播放搶奪火炬的暴力畫面，西方主流媒體則側重呈現火炬傳遞者和工作人員的粗暴態度，以及沿途大量和平示威⋯⋯當大家發現許多媒體是有色透鏡，眾多海外中文新聞網站都遭屏蔽，便開始有許多中國留學生在世界各地扮演起「民間記者」的角色，親赴火炬傳遞現場，用圖文報告現場局面，供國內網民參考。那些「民間記者」本身的政治觀點並不一致，有人樂見京奧、並不認可示威，有人則反感炫富式的火炬傳遞。故土固然奠定了許多中國學生出國時的價值觀基礎，但是，當年輕人離開那個箝制言論的環境，他們自然會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去思考，去與身邊的同學同事，以及千里之外的親朋網友討論。「故土」提供的基調，「新家」提供的不同視角，二者往往共同建構著留學生日趨成熟的價值取向。
不過，不同的「新家」所提供的思考空間，差異還是蠻大的。近幾年，香港和新加坡社會都在經歷顯著的政治氛圍轉變。香港政改之爭以及Amos惹出的爭議，實際上核心都是「挑戰政府」——在香港，政改之爭既是去年雨傘運動的起因，也是後續，而雨傘運動正是一場大規模的公民抗命，是對建制的強烈批判；而在新加坡，Amos的影片直指李光耀之死，在舉國哀悼之時，毫不避諱地抨擊國父其人，以及其子李顯龍領導的現政府，其實也反映出年輕一代對老李鐵腕治國的不滿。不過，香港社會的反應是雙方爆發激辯，新加坡則是絕大多數人「食住花生睇戲」，無論是司法、傳媒還是民眾，都迴避了Amos所批判的實質問題。
李光耀逝世之後，我親眼看見國會大廈外頂著烈日的人龍，也看到社區靈堂裏滿溢的鮮花和追思感言。這個平日並不熱衷於公開表達個人政治意見的社會，忽然變得人人爭相宣示自己對「一代英主」的緬懷。即便對李光耀有負面看法，在那段本該對他全面「蓋棺論定」的時間裡，人們卻不願公開發表批判意見。有人覺得應當在哀悼期間為逝者諱；有人迫於職場壓力，不大情願地隨同事去社區靈堂走了一遭，最終沒有鞠躬，找藉口離開；有人則更直率地指出，唯一一個公開提出批判的小孩，不是被告了嗎？無論是覺得「不應該」還是「不想惹麻煩」，總之，在新加坡沒什麼人出來反對這場毫無保留的舉國讚頌。
悼偉人舉國如喪考妣
這幅光景，有點像1997年鄧小平去世時的中國，整個社會彌漫著如喪考妣的氣氛，連七八歲的小學生也為「鄧爺爺」的離世淚流滿面；也有點像2008年汶川地震之後的中國，電視台二十四小時播出救災消息，追問遇難學生名單的譚作人則被抓去坐牢。必須承認，新加坡政府的作為真的沒有中國政府那麼過分，所以反過來，來自中國的留學生和新移民，恰好在這裏找到了「舒適地帶」（comfort zone）——既有富足、安全和法治，又有一個「比較節制」的威權政府，雖然也管制言論，但是至少可以訪問Facebook、Twitter和世界上絕大多數新聞網站，已經比中國自由多了。對於沒興趣挑戰建制的人，新加坡是大可安居的樂土；而對於願意花更多時間思考社會政治問題的人來說，新加坡也不失為一個觀察室，只不過，這裏只可靜思，若想付諸行動，困難多，風險大，應和者寡，後果自負。
有位來自中國、定居新加坡的朋友，曾在雨傘運動期間，參加芳林公園的集會聲援香港。作為極少數中的極少數，他感慨道，他對新加坡和香港的看法，恐怕99.99%的本地中國新移民都不會讚同。我的另一位朋友是在港大法律系就讀的內地學生，她和我聊到雨傘運動時說：「情感上我肯定同情這場運動啊！因為發起者是我老師（指戴耀廷），參與者是我同學」。另一位以研究生身分來港，現已在港定居的軟件工程師則說，他在去年9月28日觀看網絡直播，示威者衝破警方防線湧上金鐘街道的時候，他被畫面震撼了，感受到人民憤怒的力量。這三位同樣以學生身分離開中國內地的朋友，同樣支持或同情公民抗命，在新加坡要找人抱團取暖都很困難，在香港卻發現自己被朋輩的熱情淹沒了。
當你認為自己「良禽擇木而棲」的時候，你的選擇其實也包含了客居地對你的挑選。新加坡政府的留學生引入計劃是重要的移民政策之一。不過，獅城各項針對中國學生的獎學金計劃，絕大多數安排給理工科的專業。譬如早年的Senior Middle School Programme，學生在入讀大學時，只有選擇Science或Engineering才能繼續獲獎學金資助，若想讀人文社會專業，就要自掏腰包。這項規定當然有按需培育人才的理由，但是獎學金的遴選過程，卻只測數學、智商和英文，並不在乎學生的批判精神。這或許能夠解釋我那位朋友關於99.99%的慨歎。
同樣是大學本科的獎學金遴選，香港的學校非常注重應試者的社會參與經驗，並且在校園生活中也很重視學生在這方面的實踐。我有一位內地學妹，在港大讀本科時，與另兩位內地同學一同創辦了NGO，致力於為貧困社群提供教育和衛生援助。另一位年紀更小些的學妹，是當年中國某省的高考狀元，高中時代便知道這個NGO，十分嚮往，於是在港大的入學面試時，以此作為嚮往港大的理由之一。後來，她也獲得獎學金入讀港大，如願加入那個NGO，為本地項目服務了一年有餘。鼓勵年輕人匡正不公義、不合理現狀的理念，是香港賦予年輕人的重要價值。它既體現在罕見的公民抗命裏，也體現在政治以外的各種社會日常參與當中。
面對權力，是順服還是挑戰，星港兩地社會各有自己的價值取向。這不僅塑造著本地居民的秉性，也參與挑選和塑造她們各自的外來留學生群體。當我們比較這兩個城市的時候，除了城市基建、經濟數據和大學排名，還有一些難以量化的指標，同樣值得仔細思考。
 閻靖靖 |
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本科，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碩士及博士，現任職於香港智明研究所，同時從事非虛構類漫畫創作。研究及創作興趣包括：華人移民、跨國社會空間、新媒體，以及文化產業發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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