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書寫當真有這麼重要？臉書創造「專頁」和「組群」的功能讓不同意見者根據所需制定議題，尋找各自的支持者，但更為細緻和深入的理性討論該如何形成？否則，認真、仔細的分析性論述，將可能變成了只有小眾在注意。評論書寫的力量若缺乏傳統媒體的支撐，如何匍匐前進？這一連串的問題需要迫切正視。
【文／曾維龍】
張景雲為詩人沙禽寫序時曾有過這麼一段話：「你想想看，在這個失範的世界，個人語言和詩就是那個揭穿國王新衣的小童，我們能不加以珍惜和愛護。」 （〈序文：荒原里伸頸瞭望的筆尾獴〉，收錄於沙禽《沉思者的叩門》，吉隆坡：燧人氏事業，2012年）。我們當下確實正面對一個被政客扭曲，被資本主義所異化的社會。他們擅於利用一些空洞而乏味的詞語為他們服務，以鞏固他們的既得利益。從「一個馬來西亞」到最近「反對伊斯蘭刑事法」即等同於「反伊斯蘭」的討論，我們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論述回應主流意識形態所主宰的語言。
當然，張景雲在這篇序文中的解決之道，最後是戲言寫詩去，用詩語言顛覆和抵消無所不在的意識形態。我要討論的是詩語言之外的另一種書寫力量——評論的書寫。這一類的書寫在馬華文學的書寫中，曾經以雜文的形態出現在報章副刊各類專頁欄目中，月旦人物，針砭時事，盛極一時。
1985 年 1 月 3 日，《南洋商報》調整了版面，將副刊的時事評論文章挪至主報的第二版。編輯這麼言道：「由今日起，本報『言論版』決定每天出版，並且把它從副刊裡移到新聞版，和本報社評一樣，在同版與讀者見面。……我們必須重申：『言論版』顧名思義，是本報讀者的輿論中心。如果對某些事物有著多少意見，無論是政府的施政方針，是社會問題，只要沒有敏感成分存在；不涉及人身攻擊，以現實為依據的，我們都會採納利用。『言論版』無疑是擴大了，言論的題材，除了代表本報立場的社評外，我們也將採擷一些時事專評和讀者來件之類的文章。」
《南洋商報》上述動作為華文媒體開了先例，確確實實為華社公共輿論空間開疆闢土，成為其他華文媒體的典範，紛而跟進效仿。1970年代至1980年代之間，《南洋商報》踞華文讀者市場之先。以公信力而言，稱之為當時的「第一大報」並不為過。進入1990年代，除了每日言論版外，每逢週末的數大版輿論廣場，更進一步容納長篇幅介於評論與學術之間的文章呈現在讀者眼前，讓學院派和知識界更多平台介入公共空間。不論是後來《南洋商報》的「南洋論壇」、或《星洲日報》的「星洲廣場」，當中評論文章的深度與廣度，成了培養華社人文素質的重要土壤。
然而，回顧上述種種，已成過去。2001年「五二八報變」以後，主流華文媒體所謂輿論平台只能讓人搖頭歎息。翻閱當下的《星洲日報》，從第一才子諸多知識謬誤的文字，到充斥著報館自身記者與編輯見聞評論和港臺外援的轉載文章，讀者已經不再是言論版的主體。即便有讀者短評，也僅僅只是櫥窗裝飾之用。
過去1980年代辯論華團人士參政與兩線制的尖銳交鋒，以「升官圖」批判那一撮「加入國陣，糾正國陣」知識分子的犀利言辭，今已不復存在。1990年代前期，馬哈迪主義盛行。「2020宏願」猶如時下的「一個馬來西亞」，響徹每個角落。背後的「新馬來人」論述與新伊斯蘭的論述，在曾慶豹的筆下，解構與重構其背後虛偽的議程。曾幾何時，民主、人權和多元論述，在一批華教運動精英的捍衛下，成了今天跨族群普遍的共識。文化霸權、陣地戰、公民社會、福柯的權力理論等等源自西方學術語言，開始閱讀時艱澀難懂，漸已成為朗朗上口的普遍名詞。正是這些詞彙背後的概念，足以為我們解構一個國家或社會被扭曲的現象，成為迎戰複雜意識形態的思想武器。
報變後的評論界正在萎縮，結構性原因有二，首先傳統華文媒體傾向集團化和集中化發展。媒體集團的龐大化最終只是讓集團自身裹足不前，失去競爭力。媒體的運作、規模和格局，落在集團少數高層決策者的身上。當他們對知識界不屑一顧時，經已預示了這個媒體不過是一個反智的、資本主義式的怪物。
其次,網絡社交媒體的出現，如臉書（facebook）、推特（Tweeter）等改變了人與人之間傳遞信息和相互溝通的模式。近十年來公民運動的蓬勃發展，其中有賴於以上社交媒體迅速傳遞消息和動員的能力。正因為網絡社交媒體的特殊性，總是負載過大和龐雜的信息量，參與者未必能從中獲得充分的理性討論，各種滾動式信息，迅速轉移問題焦點，致使討論只能流於表面，無法沉澱思考，甚至只能以「浮躁」來形容。
這十餘年間，公民社會之所以能進行龐大的動員力量，毋寧說是一種由知識精英從上而下的領導。凈選盟運動（BERSIH）背後的論均述由一群人權律師和知識精英倡議，臉書的作用僅僅只是傳播。在「正義」的大原則底下，公民社會赫然成了正義的一方，與陳腐的主流權力相對立，民眾跟從其後。這也形成了一個悖論，即由精英所建構的論述是否能真正化約為人們對普世民主價值觀念的一部分，抑或推翻現有的腐朽政權即可。
2013年第13屆全國大選後，民眾期待落空，52%的選票卻無法改朝換代。人們才赫然發覺，這個國家的民主背後還有許多事情要做。民主並非突然之間由天而降，而是由制度、程序、不同層面的價值理念構成。易言之，我們還有許多需要討論的細節和空間，然後實踐。因此，雖然說隨著「BERSIH 1.0」進化至「3.0」，公民政治參與的醒覺意識已提高，然而是否還有可能持續進化？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意義何在？否則我們只能陷入民粹主義的思考模式。
我們不僅缺乏底氣，即便所期許的原生態網絡媒體《當今大馬》中文版，也因其在推動民主化進程的顯著議程，主要關注社運和政改議題，因此在輿論倡導方面也有所側重。從組稿與作者陣容而言，顯然未能全然取代1990年代兩大華文報館的輿論空間。2005年開始運作的《獨立新聞在線》，則致力於評述性的報道和深度評論，然而各方因素導致2012年間停刊。經營七載後從此熄燈，留了許多深刻的內容，殊為可惜。
行文至此，或許我們可能會問，到底所謂評論書寫當真有這麼重要嗎？我們所賴以討論的理性空間，還存在多少？臉書創造「專頁」和「組群」的功能讓不同意見者根據所需制定議題，尋找各自的支持者，但更為細緻和深入的理性討論該如何形成？否則，認真、仔細的分析性論述，將可能變成了只有小眾在注意。我們不僅要問，評論書寫的力量若缺乏傳統媒體的支撐，如何匍匐前進？這一連串的問題也是擺在我們眼前迫切需要正視的問題。《燧火評論》能否繼續擎起這一把火炬，悍然向非理性挑戰，向權威說不呢？我們僅能拭目以待。
無論如何，評論人的道德感和穿透力，雖說是以理性為支撐點。然而到了最後，我不得不以一句詩性的話語——「寧我是燈」【注】作為本文總結。評論書寫的力量莫過於此。
註：《寧我是燈》是政論家許光道（1927- 2002）的評論文集書名（林武聰主編，吉隆坡：燧人氏事業，2011年）。
 曾維龍 |
七字輩，任教於馬來西亞拉曼大學中文系。碩論專注於二十世紀90年代華社知識分子的評論寫作和話語實踐分析，博論則探討馬華文學經典化、建制化的問題。數年前有幸參與社運，編有《黃絲帶飄揚：2006馬來西亞反對媒體壟斷運動實錄》。2012年與羅彩綿合撰出版《翠鳥蟲鳴•希望人間》，內容收集雙溪毛糯麻風病院社區的口述歷史，講述院民与老人的故事。 |
本文內容係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燧火評論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