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增長的可靠基礎是供給與生產，而可持續、有素質的增長則須仰賴效率、生產力、技術進步、有效競爭等條件。消費稅等取巧之策只會拖延必要的結構性改革，更何況，在馬來西亞，這不啻為劫貧濟富的反向財富重分配，是向中產開刀、對富人減稅的諂媚之策。
（照片來源：firdauslatif.wordpress.com）
【文／孫和聲】
如何看待即將在2015年4月1日，取代現行銷售稅與服務稅的消費稅（貨品與服務稅，Goods and Services Tax，GST）？
許多人都說，當代大多數國家均實行消費稅，何以馬來西亞不跟進？我認為，消費稅解決不了本國目前的公共財政困境，而且此稅制也有其不可欲的連帶效應。談經濟，基本上可以從供給與需求的方面來談。就稅收言，則是開源性的收入與消費性的支出。馬來西亞面對的收不抵支，也就是支出大於收入的原因在於，儘管有大約三分之一的聯邦政府收入來自石油與天然氣，但自1997-98年金融貨幣危機以來，便連年赤字，且每年度預算赤字額均大於印尼、泰國、菲律賓、越南等國，以致公共債額也遠高於上述四國。
其實不僅公共債額，馬來西亞的家庭債務，也遠高於印泰菲越。主因在於，在公共債務方面，公共支出增速太快，特別是經常（行政、運作）開支方面，遠高於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速。在家庭債務方面，自1998年以來，經濟增長動力已從投資與出口，轉向消費也就是內需。以馬來西亞這種中等收入國言，過度依靠內需，本應限於一時性的反不景氣的刺激政策，卻長期依靠內需來刺激增長，結果自然就是家戶債務與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比劇升，從1990年代的約40%，攀升至2013的約86%！
從性質上言，家債主要由房地產與車貸構成，並非投資性或生產性的債務，對一國實體經濟的助力不但有限，還會製造借貸與資產泡沫，更加劇中下層收入群的生活壓力，特別是尚未擁屋者。至於車貸，則占了破產者的最高比率。約言之，這個項內需的增長空間已有限，若出現大的風吹草動，則有可能引起恐慌。
從這個角度看，出臺消費稅，雖可能在短期內增加政府收入（若定於6%或以上），也可能造成通貨膨脹，以及鈍化增長的因素，進而衝擊經濟活力與景氣。更重要的因素是，進入二十一世紀前十多年以來，馬來西亞被全球化與區域化浪潮邊緣化，導致產業升級失敗，連製造業也呈現倒退趨勢。其結果，普羅大眾薪資水準也大體上停滯不前。這也是為何儘管工作人口有1200多萬，可收入達到課稅水準者，僅有約170萬。
出臺消費稅的主因之一，便在於擴大稅基，用層層課稅與層層退稅來防止逃稅。也由於出發點是增加稅收，其稅率便從一開始便定得較高，而其起征點也偏低。相較於新加坡出臺消費稅時，稅率僅定於3%，才逐漸升至7%，馬來西亞一開始竟是6%。同理，新加坡是年營業額達100萬新幣（200多萬令吉）才需報稅，馬來西亞則是50萬令吉。顯見，這是個擺明要斂財的政策。若豁免徵稅範圍夠廣（如絕大多數日用品、食物），那其目標則應是中等收入階層及中小企業。其實，馬來西亞的中產階級也不大，根據公積金局統計資料，85%會員月均收入，均在3千令吉或以下。就公共債務的性質而言，雖說80%以上為內債而非外債，可債務主要是消耗性而非生產性或投資性債務。這一點，也可從公共支出的結構中一窺究竟。這十多年來的趨勢是，經常開支日愈擴大，發展開支日漸收小（已低於20%）。這意味著，已擔負的債務，不會帶來未來收益，而只會增加債務負擔。目前，僅是還本付息，便占了總開支大約10%。
從2014年財政預算案為例，在2621億令吉的總預算中（通常較後會有追加預算案），便有約15%來自舉債。支出項目中，公務員薪酬占約24%，退休金約6%，補貼約15%及還債約9%。發展金額僅占約16%。這個支出結構顯示出，薪酬、養老金等，以及補貼是其中的兩大項，特別是薪酬。馬來西亞1200多萬工作人口中，公務員便占140萬左右，這還不包括地方政府。由於既非高福利國，也非發達國家，這項公務員占比是偏高的。此外，近年來公務員多次大幅調薪，其增速已快過民間部門。其結果自然是公共部門臃腫化，行政效率更會因人多難辦事而趨低，進而形成下一個惡性循環。
本來，要解決這問題，關鍵在於精簡機構，卻又說易行難。一方面是，馬來西亞產業升級失敗，無法創造出足夠的體面就業，同時，大專教育擴張太快，且許多人是學非所用，於是出現人浮於事、市場找不到適量人才的弔詭局面，政府不得不繼續吸收人員，以免高教失業（educated unemployment）對政權產生衝擊。
在現階段的兩線制下，朝野雙方更不敢得罪公務員，更何況檳州與雪州民聯已大幅調升州議員的津貼，使得精簡機構更難進行。未來，可以預見，出臺消費稅只會拖延這項政策，無法根本解決問題。從道德正義的角度來看，中央政權不願從支出面節流，更不願反腐倡廉，無疑本末倒置。
按照常理，政府理應大力反腐倡廉，力行節約，砍掉不必要的白象專案（如華而不實的摩天大樓，抑制猖獗的朋黨主義，如：汽車入口准證）；遍制壟斷，增加市場自由競爭，整頓公共採購，推動行政改革（如地方分權）等後，才來談消費稅，惟卻回避上述關鍵課題，倉促出臺消費稅。
最後，必須強調的是，經濟增長的可靠基礎是供給與生產，而可持續、有素質的增長則須仰賴效率、生產力、技術進步、有效競爭等條件。消費稅等取巧之策只會拖延必要的結構性改革。更何況，在馬來西亞，這不啻為劫貧濟富的反向財富重分配，是向中產開刀、對富人減稅的諂媚之策。
 孫和聲 |
民間學者。生於霹靂州江沙，長於和豐，1976 年負笈臺灣，就讀政治大學國際貿易學系。1984 年赴日本游學，學習日語及嘗試瞭解日本經濟富强之道。後轉往臺灣從事翻譯。1991 年返回馬來西亞，任職雪蘭莪州某日資公司。著有《華人文化述評》（燧人氏：2007）、《尷尬的大馬經濟》（燧人氏：2012）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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