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產可以加速一國改革的緊迫性，因有壓力方有動力。若該破產而不破，反而會拖延必要的改革與重生。惟政府可用各種手段來拖債，甚至債留子孫；正因為能拖延，得以把債務強加後代，國家就不會那麼快破產。當然，前提是像日本那樣有足夠的儲蓄來維持高內債。因此，馬來西亞的公積金局與國內商業銀行、保險公司等，就是公債的主要債主。
【文／孫和聲】
自2008-09年歐美國家爆發金融債務危機以來，有關國家破產的課題成了各界關注的熱點。其結果之一是，許多人紛紛擔心馬來西亞會否破產。個人認為，短期內不會，當然，難免有人不同意。
對此，我們應把主觀願望與客觀事實區別對待。無可否認，國家破產將引發政權垮臺的可能性，但也應認識到，國家與個人或公司的性質不同，國家會否破產的原因頗為複雜，特別是自1971年美國廢除金本位制後，國家製造無源之水的能力，已顯著擴增。
歷史地看，國家破產並非新鮮事，古今皆有之，只是性質不同。所謂破產，係指是國家無能力償還到期的債務，也就是違約（default）。有人統計，從1800年到2009年，曾經發生過250例的對外違約與68例的對內違約。德國在1934年及中國在1939年便曾違約。在上世界八零年代，墨西哥、巴西、菲律賓、南非也曾違約。2001年與2014年，則是阿根廷。不過，皆是對外違約。八零年代發生違約多半集中在發展中國家，由於美英發生滯脹（即通貨膨脹與高失業並存的「停滯性通膨」，stagflation），為此，發達國家如美國，用高達21％的高利率來打擊通膨。結果，通膨雖被壓下來，可是全球經濟大幅放緩，原產品價格也大跌。在這種背景下，許多靠大宗原產品的不發達國家因高外債國破產，也是意料中事。
日債務深化何以未破產？
2009年債務危機時的冰島與希臘等國，也是因無法償還到期對外債務所致。但日本公共債務雖高達國內生產總值的245％以上，而且還繼續上升，卻尚未破產，何解？這涉及多項複雜因素，如債務性質。
整體上言，債務也有好債務與壞債務之分。前者是指舉債發展，且債務是投入可帶來回酬的生產性事業上，如必要的基礎設施、生產設備、技能培訓等。若錢花在刀口上，因可帶來預期回酬，一般不會引發危機。當然，這裡也攸關債務水平，如債務水準是否超過國內生產總值的80％以上，或是政府還債數額是否佔總收入20％或以上。這項水平與債務是生產性、消耗性或浪費性，乃重要區別。
同理，內外債佔比，也是個關鍵，如希臘有70％的債務是外債，馬來西亞是約4％直接外債（若包括在國內註冊的外資，則高達約30％，惟這也是以令吉計算的內債），中國與日本則是90％內債。馬來西亞的外顯債務約5萬6千億令吉，占國內生產總值近55％（中國則是中央與地方債加總占GDP約60％），外加或有債務（contingent debt，即政府擔保的債務）約1600億令吉。但在2013的GDP為約9860億令吉，且多為內債。故假設沒有重大突發事變，這五年內，即便公債每年增約500億令吉，只要GDP增長能維持約5％年均增長，公債的GDP佔比應不會突破80％。實則，在1985-86年，馬來西亞公債佔GDP的百分比為103％，比今天還高。
何以日本公債占GDP的百分比高達245％以上，依然不會違約，主因在於，內債相對易於操縱。如中央銀行可把利率降低到0.5％，這就等於舉債成本偏低。若通膨也是0.5％，便等於無息舉債。更何況，中央銀行可開動印鈔機，製造通膨，以便減債，這個方法通稱為通膨稅（Inflation Tax）。日本便是靠低利率與印鈔票來拖延破產。這一招，馬來西亞自然可以借用。
當然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低利率與印鈔若有其利必也具其害，如長期犧牲存款人的利益，甚至使存款人（特別是退休人士）不敢花錢，因花錢無疑就是消耗老本。久之，必然鈍化消費，使經濟難以增長。此外，若通膨失控，也會造成人民不要本幣、換外幣的惡果，迫使政府改換貨幣。如八、九零年代，不少拉丁美洲與非洲國家或九零年代的東歐與俄羅斯，便發生過國人捨外幣，棄本幣而改換貸幣的現象。
拯救破產從「稅政」開始
要強調的是，國家並非不會破產，但一國政府可以用各種手段來拖債，甚至債留子孫。正因為能夠拖延，得以把債務強加於後代，國家就不會那麼快破產。當然，前提是像日本那樣有足夠的儲蓄來維持高內債。因此，馬來西亞的公積金局與國內商業銀行、保險公司等，就是公債的主要債主。
除了低利率與印鈔（稱「赤字貨幣化」）外，政府還有各類法寶可用，包括：一、提高稅收，如一網打盡的消費稅；二、更少支出，如補貼合理化政策；三、貨幣貶值，以減少進口，增加出口；三、內部貶值（Internal Devaluation），即大幅降低各行各業的薪酬與物價，包括公務員的薪酬與減員。只不過，用通貨膨脹來減債是最常見的手段，問題是將制造經濟停滯。
最後應指出的是，破產可以加速一國改革的緊迫性，因有壓力方有動力。若該破產而不破，反而會拖延必要的改革與重生。
 孫和聲 |
民間學者。生於霹靂州江沙，長於和豐，1976 年負笈臺灣，就讀政治大學國際貿易學系。1984 年赴日本游學，學習日語及嘗試瞭解日本經濟富强之道。後轉往臺灣從事翻譯。1991 年返回馬來西亞，任職雪蘭莪州某日資公司。著有《華人文化述評》（燧人氏：2007）、《尷尬的大馬經濟》（燧人氏：2012）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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